温雅 2008-6-2 07:35
黄宏生:一个传奇富豪的幸与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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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color=darkgreen] [b]黄宏生:一个传奇富豪的幸与不幸[/b]
1956年生于海南临高；1977年考入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工程系；1989年，在香港注册成立遥控器厂，取名创维；2000年，创维成功在香港主板上市，募集资金10亿元；2001年，创维彩电销售额突破70亿元大关，进入中国彩电业前三名。
职业生涯:是以香港创维数码控股有限公司为龙头，跨越粤港两地，生产消费类电子、网络及通讯产品的大型高科技上市公司。经过十几年的奋斗，创维已成长为蜚声国际的中国家电巨子，年产销彩电700万台，影碟机及数字化机顶盒200万台， 2002年销售额95亿元人民币，比上一年度增长43%；毛利润13.01亿元，比上一年度增长57%；净利润2.271亿元人民币，比上一年度劲增243%。电视机销售量增长48%达到690万台，跻身国内彩电业三甲。
面对中国大陆不断增长的电视机出口，美国和欧洲都根据WTO条例，对中国几个顶尖出口商提起反倾销诉讼，创维就是其中之一。同时，创维电器新的总部搬到了深圳，并开始投资移 动电话。由于世界杯、北京申办奥运会和上海申办2010年世博会的缘故，电视机需求量猛增。集团去年销售了6900万台电视机，营业额近百亿元，纳税1.1亿元，拥有员工11000名。黄宏生出身贫寒，文化大革命时下乡劳动，之后进入华南电子科技大学无线电工程系深造，中国数位顶级的经营电子设备的企业家均出自该系。毕业后，黄宏生在一家国有企业负责出口业务，1988年创办了自己的企业。虽然先后失败了三次，但他都没有放弃。1992年起，他开始出口彩电到前苏联，今天黄宏生已经把创维电子打造成中国最好的电视机出口厂家之一。黄宏生是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个人影响:无论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宏生发表演讲，还是作报告，他的讲话风格总是漫谈式的，讲框框，定调调，而少涉及数字和细节，让人感觉他真的是个老板，而非一个面面俱到的企业家。可能正是这种“难得糊涂”的劲头铸就了黄宏生的成功。
创维集团是中国彩电业唯一幸存下来的民营企业，难能可贵的是，它不仅生存下来了，而且生存的质量还不错。近日，创维集团在香港上市的创维数码控股有限公司(0751)公布了其2002-2003年度业绩，总销售额95亿元人民币，比上一年度增长43%；净利润2.271亿元人民币，比上一年度劲增243%。电视机销售量增长48%，达到690万台，跻身国内彩电业三甲。
这个业绩自然令黄宏生十分欢喜。7月29日，黄老板专程赴京约见记者，重申彩电业确已走出价格战的泥潭。
英雄时代已经过去
黄宏生说，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工业化时代的企业已经进入了一个必须依靠国际化团队的时代。当年，创维集团营销总经理陆强华和黄宏生分道扬镳后，黄宏生最大的思考就是如何建立一个和经理人共同成长的平台。黄宏生得出结论，人才要在全球范围内找。
为了引进高端彩电的生产、管理模式，黄宏生不惜斥资8700万元，以股权赠与的形式吸引了国际上光学领域的一流专家、在日本松下集团工作了30多年的池内宏造，为他“量身制作”了创维光电科技公司，开发创维健康背投彩电、数码相机等产品。用黄宏生的话说，给人才一个创业平台，才能燃起他的创业激情。位于深圳科技园的创维研发中心去年底正式启用，其中广泛吸纳了国内外的科研专家，使创维得以继续保持在显示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
亚洲的命运系于制造业
黄宏生说，现在很多优秀人才都流向了银行、证券业、高校等，但亚洲的命运系于制造业，创维愿意成为一所大学校，为年轻人提供舞台。黄宏生有一个梦想，就是建设一所培养企业家的大学。
黄宏生认为，在与外企的竞争中，中国企业至少在第一回合已经赢了。数字化浪潮使中国彩电业进入了上升通道，国家推动数字化工程也为制造业提供了动力。中国彩电业出口增长强劲，在全球采购中所占比例持续上升。
2006年7月13日，黄宏生及其胞弟、创维前执行董事黄培升因串谋盗窃及串谋诈骗创维数码5000多万港元被判监禁6年。
黄宏生与同学创三家彩电公司，产量占全国40%[/color][/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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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雅 2008-6-2 07:36
中国式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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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color=darkgreen][b] 中国式败局[/b]
在旧有体制下，民营经济受到体制内的种种束缚。为了求生存，那时候，他们经常要做的事情就是破坏或绕开规则，突破束缚。80年代整个中国流行的一句口号是，“遇到绿灯抢着走，遇到红灯绕着走”，聪明的人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作家凌志军在以中关村为样本的新作《中国的新革命》中写道:在那时候，政府对于进口商品，除了设置高额关税，还构筑诸多非关税壁垒，比如“进口许可证”和“外汇管理条例”。中关村的企业多为民间自发形成，产销不在政府计划之列，自然无从经由合法渠道获得批文，所以只好另辟蹊径，甚至采用非法手段，进口他们需要的电子产品。1990年中关村经营电子产品的企业已经超过千家，几乎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不会直接或者间接地与走私者打交道。他们要么是躲避“进口许可证”，要么是偷逃海关税款，更多的时候是两者兼有。
“改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原来的法规条例进行突破，对不对？突破什么呢？就是‘违规’。你如果是完全按照过去的条条框框，你不敢越雷池一步，那肯定什么也做不成。”那个年代过来的企业家这么理解改革。
他们也因此而落下了“原罪”。
你也可以说，我们的国家曾经是一个法律意识薄弱的国家，规则、秩序混乱。但这一切是需要时间去改变的，在改变之前，越轨行为时常被视若无睹，这在当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无疑激发了早期创业者的热情和想像力，并且给予他们更多空间和更多利益。然而，冒险者也不可避免地遭遇挑战。幸运者洗去昨日的“罪行”成为了今日之英雄，而不幸者则将独自品尝“大败局”的苦楚。
在商业社会中，成功并且持久地成功永远是偶然和幸运的，失败则无所不在。于是，长于反省和总结的财经作家吴晓波及时地推出了《大败局》，从近十年的包括健力宝、德隆、顺驰等在内的十个“败局”中，总结了“中国式失败”的经验:民营企业与政商博弈中的弱势地位，缺少对一种简单而普适的商业逻辑的尊重，缺少对公平透明的游戏规则的遵守，缺少对符合人性的商业道德的敬畏。
这都是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计划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特殊的商业环境下孕育的产物。而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如何有技巧地游刃于越来越错综复杂的政商博弈之中，将成为考验中国企业家的最大挑战。[/color][/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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