荔荔雨 2008-2-27 15:27
我的中学语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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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日期：2008-02-24 [/b][/color][/size]
[size=4][color=darkgreen][b]作者：包立民 [/b][/color][/size]
[size=4][color=darkgreen][b]来源：文汇报[/b]
■包立民
从小学到大学毕业，曾经教过我语文课(大学称文学和语言)的老师，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位了。但回顾写作起步，获益较多、影响较深的语文老师，还是在中学时代。
我的六年中学生涯是在上海和平中学度过的，时在1954年至1960年。这本是一所教会学校，校名圣约翰中学，亦即圣约翰大学的附属中学。这里的教师大多是旧中国的大学生或留学生，一说起语文老师，更是藏龙卧虎。
教过我初中语文的两位老师，一位叫胡泳先，另一位叫刘乾利。胡老师五短身材，戴一副深度的近视镜，瘦削的脸庞嵌着一张笑口常开的嘴，谈吐幽默风趣。他讲课很少看讲义，分析课文旁征博引，条理贯通，词汇丰富，绘声绘色。而刘老师则是细长又匀称的身材，不苟言笑，语言简练，逻辑性强，上课紧凑，紧扣课文，往往课文刚讲完，下课的钟声就会响起。
教过我高中语文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朱长庆(字善馀)，另一位是朱大道。朱长庆老师只教过我高一上学期，虽说只教了一个学期，但印象很深，常熟人，讲课慢条斯理，讲到得意处，摇头晃脑，吟咏哼唱，一副老夫子腔调，我曾有《红豆》一文记之。教得最长的，要数朱大道老师了，高二、高三都是他教的。印象中的朱老师，似乎是经过革命洗礼的新知识分子，他穿着整齐，干净利落，性格开朗，充满朝气。
除了以上几位语文老师外，还有两位并未教过我的语文老师，也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一位纪渊老师，另一位就是张兴渠老师。
说起纪渊老师，不由我想起当年校内有一个“文学爱好者”小组，小组成员不多，大约有十来人，有初中生，也有高中生，属于学校课余的兴趣小组。这个小组曾开过一次成立大会，还印了一张类似名片的文学爱好者证，并出过几期墙报。我在墙报上发表了几首新诗。记得小组的辅导老师就是纪渊，圆圆的脸，个头不高，讲一口北方话，他为我们作过几次很有水平的文学讲座，鼓励我们努力写作。可惜好景不长，一年后，纪渊老师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文学爱好者小组也就无疾而终了。
张兴渠老师教高中语文，在学校里没有为我们班开过课，由于他性格内向，不善言谈，所以在校期间印象不深。我与他交往密切起来，是我离别母校二十多年，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的事。1980年，我从中央电视台调到文艺报工作，由“文化节目”编导变成文学编辑，也许正是文艺报的这个岗位，引起了张老师的注意，成了我与张老师重新恢复师生联系的纽带。
我这时才知道，张老师一直怀才不遇，他很想当作家，可是学校的环境不允许他从事创作，更没有条件进行专业创作。直到退休后，他才有机会进行写作，年近古稀又萌生了当作家的雄心，笔耕不辍，在报刊上不断发表作品。这引出了我这个少年时代就口出狂言想当作家者的同病相怜之心。于是与他通信联系，其间我又获悉，他早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文学系，后进入中央文学研究所研究生班研修。中央文研所是老作家丁玲主办，田间、康濯等共同创办的，是新中国第一所培养专业创作人才的机构，其阵营之强是建国后少有的。不少研修生毕业后成了各地文学岗位上的栋梁。张老师却阴差阳错到中学任教，壮志未酬。
此后，他与我的交往日趋频繁，凡我在上海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或文汇报上发表的拙作，他总是在第一时间将读后感告诉我。承蒙错爱，他还主动为我写了一篇书评和一篇《漫忆立民少年时》的随笔。
张老师年老不服老，不顾体弱，勤奋笔耕，他采用通信和走访的方式，采写文坛前辈和艺术家们的轶闻琐事及成功之道，其中有不少他亲见亲闻的资料，二十多年来在各地报刊先后发表了六百多篇文章。前年是张老师八十大寿，在寿宴上，女儿女婿提出为他出一本集子。前不久，张老师来电话,说书已编得，约我为此书写篇序言。我忙回道，作为学生，为老师写序，万万不敢。但文章一定要写，于情于理，义不容辞。思之再三，写了这篇短文，一则回报和平中学的诸多老师(尤其是语文老师)对我的诸多启迪帮助；二则感怀张老师的坚毅不拔，“有志者事竟成”。他以自己的辛勤劳作和丰厚成果，圆了自己那名实相符而非空头的作家梦。[/color][/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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