荔荔雨 2008-2-26 16:38
大国之殇：汉服消亡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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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伴随着清廷入关而来就是剃发易服令西元1644年(农历甲申年)，这是中国历史上“天崩地裂”的一年，这年3月，李自成北上攻取燕京，崇祯帝自缢殉国。李自成进北京，派人招抚驻扎在山海关的原明宁远总兵吴三桂。吴三桂经过考虑，决定归顺新朝，并回京朝见“新君”李自成，在回京途中，听闻家产被抄，爱妾被掳，顿改初衷，回师山海关，占领关城。李自成闻讯，决定征剿吴三桂，21日，双方激战山海关，22日晨，吴三桂情势危急，带随从冲出重围，至关外向驻扎在关外，觊觎已久的清多尔衮部剃发称臣，归降清军，双方合兵。26日，李自成败退回北京，旋即西撤，清军入关，“定鼎燕京”。早在清廷入关之前，辽东汉民早已深受剃头之荼。满洲在明代被称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等部，剃发是女真人的风俗习惯之一，这也是从其先世，女真金人那里沿袭下来的（历史上，剃发垂辫这一习俗，存在于多数北方游牧民族之中，中原汉人因之泛称其为“索虏”）。同时，北方游牧、渔猎民族多属马背民族，为征战、抢掠方便其间，其服饰多以紧身窄袖为特点，亦不戴冠，与中原华夏民族（汉族）的宽衣大袖、束发戴冠大不相同，17世纪初，随着满洲的兴起和扩张，这一特定的风俗习惯转而变成民族斗争之间征服与反征服、奴役与反奴役的政治问题。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称后金汗，并攻掠明地，开始以剃发作为降服满洲的标志。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袭取抚顺，“被掳军丁八百余人，又尽髡为夷。”（《剿奴议措》）。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攻取辽沈，“驱辽民聚城北，奴家聚城南，谴三骑持赤帜，传令自髡剃不杀。”（《明熹宗实录》卷三） 后金的剃发政策，引起汉人的强烈不满，以金洲、复洲、海洲、盖洲南四卫，镇江（丹东）等地最为激烈，“坚不受命，有剃头者，群击杀之。”（《三朝辽事实录》卷四）镇江（丹东）人民拒不剃头，还杀了后金派去的官吏，努尔哈赤闻讯，派兵进行残酷镇压，不剃发者悉被杀害，又抢掠妇女千余人，据朝鲜史料载“时奴贼既得辽阳，辽东八站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江边…… 其后，贼大至，义民不肯剃头者，皆投鸭水（鸭绿江）以死。”（《李朝实录》光海君十三年五月）。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后金为清，继续推行剃发易服政策，明令公布“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要全照满洲式样，男人不许穿大领大袖，女人不许梳头缠足。”（《清太宗实录稿本》卷十四）三年，（1638年）又下令：“有效他国（指明朝）衣冠，及令妇人束发裹足者，俱加重罪。”（《东华录》崇德三）。皇太极的目的，是防止女真人受到汉人风化的熏染，“服汉人衣冠，尽忘本国语言”，（《清太宗实录》卷三四 崇德二年四月丁酉）危及满洲民族政权的长远存在，为此，皇太极反复告戒满洲贵族，应恪受满洲衣冠和善于骑射的风俗习惯云云，还多次下“上谕”强调这一点： “当熙宗及完颜亮时，尽废（金）太祖、太宗旧制，盘乐无度。世宗即位，恐子孙效法汉人，谕以无忘祖法，练习骑射。后世一不遵守，以讫于亡。我国娴骑射，以战则克，以攻则取。往者巴克什· 达海 等屡劝朕易满洲衣服以从汉制。朕惟宽衣博鮹，必废骑射，当朕之身，岂有变更。恐后世子孙忘之，废骑射而效汉人，滋足虑焉。尔等谨识之。”（《清史稿 太宗本纪二》十一月戊申） “昔金熙宗循汉俗，服汉衣冠，尽忘本国言语，（金）太祖、太宗之业遂衰。夫弓矢，我之长技，今不亲骑射，惟耽宴乐，则武备浸弛。朕每出猎，冀不忘骑射，勤练士卒。诸王贝勒务转相告诫，使后世无变祖宗之制。” （《清史稿 太宗本纪二》 夏四月己卯） 皇太极认为，女真金朝的灭亡是因为改穿了汉人的宽衣大袖，继尔废弃骑射，从马上下来，“数世之后，皆成汉俗”。因此，为避免再度崛起的满洲民族被 “汉化”，其装束绝不能改变，这是保证弓马骑射的必需。否则，就会有“祖业衰歇，以迄于亡” 的危险。为此，皇太极还召集诸王、贝子，固山额真，“现身说法” “朕试为此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忽遇硕翁科罗·巴鲁图（满语：鹫一般的勇士）劳萨（人名）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袍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于尚左手之人何异耶？” （《清太宗实录》 卷三二崇德元年十一月癸丑） 这是说，一旦满洲人放弃本民族的装束，换上汉人的宽衣大袖，必定会废弃骑射，继尔沦落到“待他人割肉而后食”的悲惨处境。这种看法未免浅薄，穿宽衣大袖未必就会废弃骑射，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赵国一样不免于亡，秦始皇穿戴着宽袍大袖的冕旒兖服，却最终统一天下。（“冠冕堂皇”这一成语也是从汉族皇帝的传统礼服，冕旒兖服来的。）但皇太极对他的想法坚信不疑，还以之“垂戒”后世，成为清王朝的基本“国策”。进一步的，满洲贵族不但恪尊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还将其强加给被征服各地的汉族人民。在他们看来，只要汉人肯剃发易服，除去自己民族的传统服饰，就会断绝其复明之路，效忠清廷统治者，作清廷的顺民；而汉人和明廷官吏则把坚守自己的服饰发式，作为民族大义的表现。双方以之为冲突的焦点，进行殊死的搏斗。
作者： wangs029 2008-2-26 00:51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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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复：大国之殇：汉服消亡简史
清军入关后，继续推行这个政策。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清军打败李自成进入山海关的第一天就下令剃头。五月初一日，清摄政王多尔衮率领清军过通州，知州迎降，多尔衮“谕令剃发”。初二进北京，次日多尔衮给兵部和原明朝官民分别发出命令，命兵部派人到各地招抚，要求“投诚官吏军民皆着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庚寅） 这是清廷进入北京后正式下达剃发和易衣冠的法令。但是这一政策遭到汉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在朝汉族官员遵令剃发者为数寥寥，不过孙之獬、李若琳等最无耻的几个人。不少官员观望不出，甚至护发南逃，畿辅地区的百姓甚至揭竿而起，连吴三桂也极言之。“（吴）至齐化门，居民出迎，见百姓皆剃发，垂泣曰：‘清人轻中国矣，前得高丽，亦欲剃发，丽人以死争之曰，我国衣冠相传数千年，若欲去发宁去头耳！清人亦止。我堂堂天朝，不如属国耶？我来迟，误尔等矣。’”（《謏闻续笔》）多尔衮见满洲贵族的统治还不稳固，自知操之过急，随即宣布收回成命，改口敷衍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心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 （《清世祖实录》卷五 顺治元年五月辛亥）所以清军入关后，剃发、易衣冠的政策只实行了一个月。然而，这一政策并未就此完结。当清廷统治者认为天下大定之时，立刻以民族征服者的姿态，悍然下令全国男性官民一律剃发。清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六月十五日，清军攻占南京，多尔衮即遣使谕令多铎“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十五日谕礼部道：“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令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清世祖实录》卷十七）这是对汉族民众的。同时要求地方官员严厉执行，更不许疏请维持束发旧制，否则“杀无赦。”这是一道严令，只能执行，不许违抗。清廷统治者其实把辫子作为的“良民证”使用！多尔衮在顺治元年五月讲到剃发令时，就明它的功能是“以别顺逆”：“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降清的龌龊汉官起了一定的恶劣作用，最无耻是，就是上面提到的孙之獬，孙之獬在明末清初官场上声名狼藉，一度名列魏忠贤逆党。清兵入京后，他为投靠新主子，极尽巴结阿谀之能。为了表示他效忠清廷之诚。“于众人未剃发之前，即行剃发，举家男妇皆效满装。”（《清世祖实录》卷二十）并迅速上奏清廷，谄媚满洲统治者。据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云：“我朝之初入中国也，衣冠一仍汉制。……有山东进士孙之獬阴为计，首剃发迎降，以冀独得欢心。乃归满班，则满人以其为汉人也，不受；归汉班，则汉以其为满饰也，不容。于是羞愤上疏，大略谓：‘陛下平定中国，万里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于是削发令下。而中原之民无不人人思挺螳臂，拒蛙斗，处处蜂起，江南百万生灵，尽膏野草，皆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于贪慕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1647年六月，山东谢迁领导的反清义军攻破淄川，擒获孙之獬，深恨其无耻，用锥子遍刺其身，插上头发，恨声不绝地骂道：“尔贪一官，编天下人之发，今我为汝种发！” 孙之獬自知众怒难犯，已无活理，破口大骂。义军将其口缝上，凌迟、肢解而死，还把他在城中的孙子、曾孙杀个精光！民愤之大，于此可见！是否由此就可以说，清廷的剃发易服政策是因为孙之獬而来呢？不是！“剃发易服” 本来就是清王朝既定的“国策”，有没有人出面“奏请”，头发也是要剃的、衣冠也是要换的，只是推行的方式和策略而已。而且这一切，依据清廷的统治实力而变化。清廷“定鼎燕京”之后，当时还没有占据全中国的野心，多尔衮下令剃发，有人认为这使得“南人闻风警畏，非一统之策也” 多尔衮说“何言一统？但得尺则尺，得寸则寸耳。”可见，对于能否一统天下，满洲贵族这时还没有把握，在等待局势变化。清军占领南京之后，满洲贵族才有统一天下的野心，这从“剃发、易服”令的推行就可以看出来。“定鼎燕京”之后下达的剃发令遭到汉人的激烈反对，连吴三桂也极力要求罢除剃发令。这个时候，清廷还担心自己立足未稳，害怕丧失人心，激成兵变、民变，所以暂时罢剃。多尔衮发一纸诏书敷衍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一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自此之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上同）清军占领南京之后，认为统一天下已成必然之势，民族征服者的狰狞面目就露出来了！这回，多尔衮也不管汉人愿不愿意了，反正是人为鱼肉，我为刀俎“传旨叫官民尽皆剃头”“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上同）措辞非常严厉，结果自然是激起各地人民的强烈反抗，清廷的惟一手段，就是谴兵四处疯狂屠杀。清王朝的辫子、衣冠就此在血泊中固定下来。孙之獬的谄媚之举无疑符合满清贵族的征服、奴化策略，但它悖逆了广大汉族人民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感情
作者： wangs029 2008-2-26 00:5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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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复：大国之殇：汉服消亡简史
实际上，宽衣大袖、峨冠博带的服饰，加上蓄发、束发的传统，共同构成华夏民族延续上千年的独特风景线，也成为古典中国文明在外观上最重要的象征！可以看成是华夏文明的外在躯体！正因为如此，汉族人民的奋起反抗，不是为一家一族的封建皇权而战，不是为一派一系的学说而战，而是为捍卫华夏文明而战，为捍卫汉民族（华夏民族）的民族尊严而战斗！为保存汉族（华夏民族）之所以为汉族的存在而战斗！一位西方传教士目睹了这个过程，记载说“士兵和老百姓都拿起武器，为保卫他们的头发拼死斗争，比为皇帝和国家战斗得更英勇，不但把鞑靼人赶出了他们的城市，还把他们打到钱塘江，赶过了江北，杀死了很多鞑靼人。”（卫匡国《鞑靼战纪》）明儒顾炎武明确地把“亡国”和“亡天下”两个概念区别开来。他在《日知录》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他认为，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是“易姓改号，谓之亡国”，而满清那样“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他还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而“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这就是后人总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换言之，历史上“易姓改号”的“亡国”就是“亡朝代”，“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亡天下”就是“亡国家”。著名历史学家顾诚先生在其《南明史》开篇章节中亦说：“在汉族官绅看来，大顺政权取代明朝只是‘易姓改号’，朱明王朝的挣扎图存是宗室、皇亲国戚、世袭勋臣之类‘肉食者’的事，同一般官绅士民没有多大关系；而满洲贵族的入主中原则是‘被发左衽’（剃头改制），是‘亡天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应当奋起反抗。”清廷颁行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注意：“留发不留头”不是百姓的口头阐，而是清廷政权正式颁布的命令)，“剃发易服，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 戮”等法令，相当于以多尔衮为代表满洲贵族发布的“屠城令”，之后，有蓄发者立执而剃之，不服则斩，悬其头于剃头挑子所缚高竿之上示众。值得一提的是，清廷统治者在颁布剃发令所要求的剃发标准，并非现在人们常常看到的剃半个头，而是将头颅四周的头发都剃掉，只留一顶如钱大，结辫下垂。在头顶留发一钱大，大于一钱要处死！那种清末才有的、现在不合事实地垄断了所有清装戏的阴阳头发式，放在当时也得死，因为清廷规定：“剃发不如式者亦斩。”顺治四年，浒墅关民丁泉“周环仅剃少许，留顶甚大”，被地方官拿获，以“本犯即无奸宄之心，甘违同风之化，法无可贷”为由上奏，奉朱批：“着就彼处斩”，县官也以失察“从重议处，家长、地邻即应拟罪”。据秦世祯《抚浙檄草》载：“小顶辫发”即每个汉族男子，都被迫把以前“不敢毁伤”的头发屈辱地剃去，只留下铜钱大一点，梳成一根小辫，叫“金钱鼠尾”式。将四周头发全部剃去，仅留头顶中心的头发，其形状一如金钱，而中心部分的头发，则被结辫下垂，形如鼠尾，实在不堪入目。而 1647年，（南明永历元年）清军攻陷广州时的剃发令中竟还无耻的说：“金钱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带，实亡国之陋规。”福州遗民陈燕翼撰《思文大纪》写道：“时剃头令下，闾左无一免者。金钱鼠尾，几成遍地腥膻。”
作者： wangs029 2008-2-26 00:5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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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回复：大国之殇：汉服消亡简史
附注：实际上，清廷发式从明代到清末是一直变化的。明代女真男性的发式，与清末那样的前剃后辫有很大距离，剃发数量与结辫粗细差别很大。在1595年，即明朝万历二十三年，朝鲜派往赫图阿拉的使者申忠一，在《建州纪程图记》一书中详细记述了赴使在建州女真努尔哈赤的营垒里所见到的各方面情况。其中关于发式这样写道：“女真习俗都剃发，只留脑后少许，上下二条结辫以垂。除上唇胡须只留左右十余根外，其余都镊去。女真男性的发式，即其剃发的习俗，是将大部分头发剃掉，只留脑后很少的一点头发，结成辫子下垂”。如此得到了女真发式的全貌：脑后留下小手指细的头发，拧成绳索一样下垂，余发全部剃掉。配合这样的发式，胡须只留上唇左右十余根。1644年，日本商人竹内藤因海难在北京旅居一年，著成《鞑靼漂流记》一书。书中这样描写清人的发式：“他们的人都剃头，把头顶上的头发留下来，分成三绺编成辫子。他们男子把唇上的胡须留下来，把下面的剃掉。无论是大官、小官和老百姓都一样。”对于清廷“留头不留发”的标准发式“金钱鼠尾”，当时人也都有描述。1648年七峰道人《七峰遗编》叙明末常熟福山陷落前后事，记载满人发式，是所谓“金钱小顶”。1799年，日本宽政十一年，清嘉庆四年，中川忠英于长崎访谈清国商人，出版了一本专门辑录清国人习俗的书《清俗纪闻》一书，其中《冠礼》卷的绘画中，一侧背站立的教书先生头顶蓄发，编一长辫垂于后背，其长度已达腰部，辫尾有发带系结。从这张实图上看，头顶蓄发，部位没有变，但面积已远不止于一个金钱大，而是足有4个金钱大，相当于一掌心的面积。按照图上的式样同清初金钱鼠尾的情况相比，蓄发从一个金钱变成四或五个金钱，数量比清初增多是明显的，但是如果将剃发与蓄发相比较，剃发还是主要的，也就是说剃发占大部分，蓄发仍然属于少部分。而再过100年，即在扬州十日200年后，清人的辫子变粗了，剃头面积变小了，由初期的金钱鼠尾式变成了今人所熟知的“阴阳头—半瓢”式。陈登原《国史旧闻》中描述为：剃发，就是把额角两端，引一直线，依此直线剃去直线以外之发。现将清末发式与剃发令发式比较一下，结果令人吃惊地发现，两者虽是继承演变关系，但差别较大。前者几乎将全部头发剃掉，只留脑后小手指细的结辫下垂。而清末则将大部分头发保留下来，结辫下垂，仅剃掉极少一部分头发。都是又剃又辫的发式，却给人以判若两人的印象。辫子和剃头是成反比的，这时的辫子已经简直比一条小蛇还粗！为什么会长粗？遗老张钫《清末社会鳞爪》记载：清军“在打交手白刃战时，将辫子缠于脖项，借以避刀砍。所以军人的辫子较大，如发少则搭以假发，或加黑丝线，以壮其形态。”就这样，清廷的辫子，经历了鼠尾、蛇尾、猪尾的发展过程，才发展到我们今天认识的阴阳头的形态。
作者： wangs029 2008-2-26 00:53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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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回复：大国之殇：汉服消亡简史
清廷的剃发易服令也激起社会上层人士的强烈反对，顺治二年十月，孔子后人，原任陕西河西道孔闻謤奏言：“近奉剃头之例，四氏子孙又告庙遵旨剃发，以明归顺之诚，岂敢再有妄议。但念先圣为典礼之宗，颜、曾、孟三大贤并起而羽翼之。其定礼之大，莫要于冠服。……惟臣祖当年自为物身者无非斟酌古制所载章甫之冠，所衣缝掖之服，遂为万世不易之程，子孙世世守之。自汉、唐、宋、金、元以迄明时，三千年未有令之改者，诚以所守者是三代之遗规，不忍令其湮没也。即剃头之例，当时原未议及四氏子孙，自四家剃发后，章甫缝掖不变于三千年者未免至臣家今日而变，使天下虽知臣家之能尽忠，又惜臣家未能尽孝，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备也。应否蓄发，以复本等衣冠，统惟圣裁。” （《清世祖实录》一六 四五年十月初三日孔闻謤揭帖）孔闻謤搬出孔子这块大招牌，又引金、元二代为例，满以为可以抵挡一阵子，保住先世蓄发衣冠。不料却碰了个大钉子，得旨：“剃发严旨，违者无赦。孔闻謤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况孔子圣之时，似此违制，有玷伊祖时中之道。著革职永不叙用”。连孔子的面子也不给。这就揭穿了清廷统治者所谓“尊孔崇儒”的真面目：“奉行儒术，崇饰观听。”不过是“南面之术，愚民之计”（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罢了。对孔闻謤，算是比较客气，“姑念圣裔免死”，如果把他杀了，恐失天下士人之心，也不好摆“崇儒”的高姿态。对另外的人，就没这么客气了，而是“杀无赦”。这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极端残暴的民族压迫政策，使外国人也无比震惊：“至今为止，用如此残忍的手段迫使一个民族放弃自己的风俗习惯，世界上还没有类似的例子。”（祖甫江孝男《文化人类学入门》）。剃发易衣冠成了顺治年间社会矛盾的焦点。不仅激起了强烈新统区人民士绅的反抗，就连已然剃发的清廷忠顺之臣、甚至满洲贵族中也对此政策提出了疑议。然而清廷最高统治者推行剃发易服决心之大，态度之坚决，丝毫没有通融的余地。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 1654），自顺治元年冬降清后，一直受到清廷最高统治者多尔衮、福临的信任，官居吏部尚书、内院大学士的复社文人陈名夏，因私下议论“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而被处以绞刑。弹劾陈名夏的，是早在清廷还没入关就已降清此刻已官居清廷内院大学士的汉臣宁完我，宁完我在奏疏中说：“臣思我国臣民之众，不敌明朝十分之一，而能统一天下者，以衣服便于骑射，士马精强故也。今名夏欲宽衣博带，变清为明，是计弱我国也”。（《清史列传》陈名夏）其实，苟且乞怜的陈名夏只是出于对主子的一片忠心，但他的私下议论却触犯了清廷的忌讳，拍马屁拍到蹄子上，所以被斩杀也在预料之中。清廷统治者的全国统治确立之后，在满洲贵族内部，也有人就冠服问题提出疑义，要求考虑恢复华夏衣冠，但清廷统治集团对内部的异议也坚决予肃整。清廷入关之前，文才极高曾甚受皇太极信任的满大臣库尔缠因主张汉化终见恶于皇太极，被借故处死。同时，“衣服骑射，不可轻变”这也是皇太极早就告戒过满洲贵族们的“祖训”。清廷在招降郑成功、郑经父子时，总提出以剃发、登陆为前提条件，郑方则坚持相反的意见，双方议论不决。1662年，郑成功病故，郑经嗣立，向清廷提出仿朝鲜旧例的臣服方式，“不登岸，不辫发易衣冠”，清廷不许。到1680年，清王朝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已经完全确立下来，“反清复明” 也成了一句空话，清、郑双方还在为臣服的方式、辫子衣冠的问题争执不下。最后，郑经提出，台湾全岛皆可剃发、换装，只有他一人不剃不换，清廷也不许。台湾军民最终没能保住汉式衣冠，1683年，清军入台湾，消灭郑氏余部，满洲贵族剃掉最后一个汉族男人头发的鸿愿终于“大功告成”！ 在屠杀与抗争了三十七年之后，汉服最终从华夏的土地上消失。满服的旗袍、马褂，再加一条金钱鼠尾的辫子装束，就这么在刺刀、血泊中被固定下来。
作者： wangs029 2008-2-26 00:53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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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回复：大国之殇：汉服消亡简史
第二节 剃发易服的结束只是华夏衣冠消失的开始 清廷的铁腕镇压，完成了剃发易服的“弘愿”。然而，剃发易服的结束，只是华夏衣冠消失的开始。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清廷下令撤藩，吴三桂在云南举兵反清，又以蓄发、复衣冠相号召，时，吴三桂召集诸将于永历帝陵前，“指其首曰‘我先朝曾有此冠乎？’指其身曰，‘我先朝曾有此衣乎？’”于是，“各具汉官威仪，集陵下，三桂易方巾素服，酗酒山呼。”（《明季裨史初编》卷二六）表演颇富戏剧性。次年，福建耿精忠、广东尚之信相继响应，蓄发、易服，一如三桂。所过洲县，具令剪辫、复衣冠，一时风靡，不半载而有半壁河山。 “令下之日，速宜剪辫，留发包网，所有官员领带绶儒巾小帽，一切悉照汉人旧制，毋得混淆，共敦华夏之风，复堵文章之旧，如有顽抗，军令不赦！”（《清初莆变小乘》），令下，城中被抛弃的满洲小帽堆积的如同小山。吴三桂在反清檄文中，指斥满清统治者“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 并声称要“共举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奉天讨虏檄文》）云云。清王朝在全国统治刚刚确立之时，尽管全国老百姓都被迫剃发、换装，但残存的反抗、抵触意识并没有完全消亡，到了康雍之际，有人还是看不惯满式衣冠，他们鄙薄地说：“孔雀翎，马蹄袖，衣冠中禽兽”，同时感叹明朝的“衣冠文物”。这种讥讽甚至也传到了清廷皇帝的耳朵里。清廷最大的文字狱，曾静、吕留良一案中，雍正就以吕留良为首的汉族知识分子质疑清廷统治合法性的种种非议编纂《大义觉迷录》一书，进行“严正驳斥”，其中有一段专门论述衣冠服饰的问题。雍正说，清廷统治者戢定祸乱，拯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继承天命而抚有华夏，让老百姓都过上了好日子，仁德义举、法令政绩哪一样比不上古代的圣贤？本朝既然受命于天，本朝的衣服就应该成为中原华夏乃至万邦各国的表率，又怎么能容忍那些愚昧无知的人对本朝的衣冠服饰妄加议论诋毁？况且本朝继承祖宗的鸿业，敬奉历代圣明皇帝的成规，代代相承，已经有一百余年，又怎么能舍弃自己原有的衣冠去依从他人，屈降尊贵而去附就低贱，改变衣冠的道理？ “我世祖皇帝统一区夏，戢定祸乱，救民于水火之中…… 况我朝席祖宗之鸿业，奉列圣之成规，历代相承，已有百余年，岂有舍己而从人，屈尊而就卑，改易衣冠之理？”（雍正御纂《大义觉迷录 • 奉旨问讯曾静口供二十四条之十六》）乾隆中，江西抚州金溪县生员刘震宇著《佐理万世治平新策》一书，抒发了“更易衣服制度”的观点，被乾隆发现，认为他大逆不道：“刘震宇自其祖父以来，受本朝教养恩泽已百余年，且身到黉序，尤非无知愚民，乃敢逞其狂诞，妄訾国家定制，居心实为悖逆”。为打击与他有同样思想的人，用他开刀，以儆其余“将其处斩，书版销毁。”（《清高宗实录》卷四五○ 十八年十一月癸亥）
作者： wangs029 2008-2-26 00:53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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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回复：大国之殇：汉服消亡简史
在清廷，“汉服”是政治高压下的过滤词，是同属于文字狱性质的政治问题，犯禁者人头落地。“功令严勅，方巾（汉服一种帽子）为世大禁，士遂无平顶帽者，私居偶戴方巾，一夫窥瞷，惨祸立发，琴川二子，于按公行香日，方巾杂众中，按公瞥见，即杖之数十，题疏上闻，将二士枭首斩于市。”（王家桢《研堂见闻杂录》）。之外，为预防满清贵族内部也出现向往汉服的思想趋向，弘历又把皇太极的“圣谟”抬出来当“整风”教材，自己也和皇太极一样“现身说法”。一天，弘历身着汉式皇帝的冕旒兖服召见亲王大臣，问是否像汉人，众人不敢答，一老臣最后答“皇上于汉诚似矣，于满则非也。”这话正中弘历的心坎，弘历于是把“祖训”（指皇太极关于恪守满式衣冠的“训诫”）大大称赞一通：“朕每敬读圣谟不胜钦懔感慕…… 我朝满洲先正之遗风，自当永远遵循。”又继续发表了新的“祖训”“衣冠必不可轻言改易，所愿奕叶子孙，维深根本之计，毋为流言所惑，永永恪遵朕训，庶几不为获罪祖宗之人。”（《清高宗实录》三十八年十一月丙寅）可知，坚持满式衣冠，始终是清王朝前后一贯、坚定不移的基本“国策”。虽然如此，华贵、典雅的汉族服饰仍然以其无可比拟的巨大魅力吸引着广大人民，甚至连一向热衷于参禅悟道、附庸风雅的胤祯、弘历父子，也未能幸免。保存至今的故宫藏画中，有大量胤祯、弘历父子衣着汉服的画像，如《松石流泉图》《观画图》《行乐图》等等。这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包括清廷皇帝在内的许多汉满官民，在内心里都表现出对汉族服饰的强烈渴望和欣赏，但在表面上，却又严令禁断汉服。说到底，保证清王朝的长久统治，终究是最重要的，因为一旦恢复汉服，文化的强大征服力很可能让人数不多的满洲人淹没在全面“汉化”的潮流之中。想到这一点，弘历没理由不对皇太极的“圣谟”“不胜钦懔感慕”，赞叹祖先的“先见之明”。从这些也可以知道，汉族服饰虽然消失在汉人的生活中，但是旗装发饰并没有全部被汉人接受，特别是思想意识上的认可。有些汉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始终怀有民族感情，怀念汉族的衣冠制度，这种意识是潜在的，但始终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汉族人民隐藏的民族意识的折射。随着时光的流逝，清廷标榜的“汉满一体”的衣冠发式，不断地麻痹着广大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汉人的神经。这种民族情绪虽然始终没有彻底消亡，却也越来越趋于淡漠。当剃头令的血迹逐渐被历史的尘埃遮盖，汉族士人一批批赶往科举考场再派往四处为官之时，中国人对清廷的认同也在不知不觉当中渐渐形成。清初的北京居民见到身着汉式衣冠的朝鲜使臣，还痛哭涕泣，到清中叶，再见到同样的衣冠，反觉惊讶，认为自己的剃发垂辫、窄衣紧袖，才是“华夏正宗”。有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鸦片战争之际，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经过澳门，见到西洋人的发式装束，竟鄙夷的说“真乃夷俗也！”这实在有点可笑、滑稽，他恐怕没想到：在对方的眼里，他的长袍、马褂、瓜皮帽，再加一条辫子的装束，其实更值得鄙夷。鸦片战争之后，被英军俘获的清两广总督叶铭琛因其装束特异，被英国殖民政府当作“野蛮人的标本”，放置在印度加尔戈达街头的笼子里示众，英国的TIMES报对叶铭琛的装束打扮进行了详细描述，尤其对他的辫子进行了尽情的揶揄、嘲弄。这对一向妄自尊大、动辄把别人蔑称为“蛮夷”的清政府，真是一记响亮的耳光。1875年，日本公使森有礼拜访清廷忠臣李鸿章，双方就辫发衣冠的问题进行辩论，李鸿章对日本人明治维新之后风俗服饰全面仿效欧美表示不满，对日本人古代全面仿效中国则表示赞赏。森有礼也同样对清廷的剃发垂辫发表了异议，李鸿章辩驳说“衣服旧制体现了祖宗的遗志，其子孙应该尊重，万世保存才是。”（《李鸿章森有礼问答节略》）这可真是名副其实的数典忘祖，李鸿章既然知道日本的古代服饰是仿效中国的，那就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祖宗的发式服饰应该是什么样子，竟然昧着良心把满清的剃发垂辫、窄衣紧袖的打扮说成是“祖宗的遗志”，还要“万世保存”，实在不知道李鸿章的祖宗到底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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