荔荔雨 2008-2-6 14:32
新旧传统
● 吴韦材
巧逢除夕，大家都想听点愉快的，就谈谈新中两地在春节里种种新旧的传统。
其实严格说来，“传统”的新与旧，也只是一种相对说法。
因为所有“传统”，都有它本身最初被认可为俗成仪式，或被认可为一种共同思想价值的开端。当它还处在这个约定俗成的开端期或过度期里，它看来就似是一种“新兴”传统。
然而，一些原本已经过约定俗成的人类生活模式或仪式，或一些思想价值，也能在很短时间内因为社会生活的改变而被淘汰，在它面临被淘汰的评估中，其价值往往也会被视为“陈旧”的。
“传统”切忌流于形式
说到新旧传统，新中两地比较起来，倒是饶有趣味的。
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回家过年”简直就是关切到全人口的国家大事，有人称中国每年的春运是世上数量最壮观的人口流动，这一点不夸张。
每年腊月开始中国汉族人口就开始筹划回家大计，无论交通多紧张那份“团聚价值”都不会变。深刻烙在人心里的伦常观，其实也是至今紧紧维系中国人——从家至国以至全民族的一份归属感。
中国人要回家团聚才算过到了年。有些北京朋友家里，甚至要在除夕子夜时分才全家人一齐吃饺子。饺子与“交子”谐音，也就是一家人一齐把旧年在子时里交到新年去。
我觉得北京人新年传统的保留，多是在一些生活价值里。除了团聚，其次就是贺礼。一位40来岁朋友，从腊月初八他就一直忙着送礼和还礼。
坦白说我这新加坡人一旁看了都觉累，甚至感到费时费事，因为如此注重分量又注重面子和气派地往来，这“传统”很容易就流于形式化。对方来多少，我要还多少，说真的倒刺激了物流业经济。
我跟北京朋友提到花红，才发现两地花红观念有着很大不同。
新加坡的花红不管你过不过春节都得给，对吧？因为那已是在雇佣条件里的，我们的花红是只要就业各族人民都能享有的。
但中国，至少北京这里，好像他们还不兴用“花红”这称呼。我听过朋友说这是“单位发下来的过年钱”，这些过年钱，可以从数百元、数千元，去到数万元不等，我想这大概就算花红了吧？
而他们这“过年钱”，据知多数还没有一定的规范和标准。有些人是看业绩，但据说也有人是单靠会不会做人的“人缘”就能有大笔过年钱的。这真说不好，这大概是一种还受到公认的传统吧？
南洋华人宗教成分较重
颇不同是，我倒觉得南洋华人过年时有较重的宗教成分，像每年深夜到庙里去争上头柱香和大早请香回家等等。这或许跟南洋华人多数来自华南沿海有关。
虽然北京各大寺庙春节时也有人去上香祈福，但以北京人口比例来说这些到寺庙去的人并不算多。且南洋华人那种年前谢灶、送神，年初一守斋戒，年初二开年开灶等等仪式，北方人都不兴的。
北京朋友说要大年初一请我吃驴肉，吓得我连说罪过。我告诉他们我是除夕开始守斋戒直到年初二，他们都觉得莫名其妙。
说起来，新加坡华人的春节，倒是“小康气氛”特别浓。
如今新加坡的许多家庭都属于“轻便型”，少了半世纪前那种厚重感，同住的老人少了，懂得过年传统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传统也就能免则免了。
新加坡新一代相信的是：时间紧张，最好样样都能现成一些或简单一些。这也是无可奈何的，社会节奏全改了，传统本身也要适者生存，才能留一些下来。
北方是没那种“过年花市”的。北京的年货市场是卖灯饰和人工花，而花卉交易市场里的鲜花盆景都由南方运来。今年雪灾，南方盆景突然就销声匿迹。
但北方却注重庙会，也因此，相对于新加坡春节那股“小康气氛”，北京的春节就气派豪迈多了。北京的庙会，近年都从除夕一直搞到初八，这是社会风俗传统，就像我们搞春到河畔和春节妆艺游行一样。
只是庙会的分类颇为清楚，文化性的如厂甸和大观园、宗教性的如东岳庙和白云观、游乐性的如龙潭和地坛等等。我倒是想给新加坡建议一下，年年搞河畔，也应该另外找几个新的景点发展一下新的节目，或许也能成为这个城市的新“春节传统”也不一定。
最后，倒是有个很现代化的新传统在新中两地都流行起来，那就是出国过年。呵呵，一到春节，突然就发现北京人口少了很多，马路也通畅多了，这传统还挺让那些留在北京过年的人感到舒服的。
·作者是旅居北京的本地写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