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华树 2007-11-28 14:23
王安石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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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xawb.com 2007-11-26
[b]口王亚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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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给了孟加拉国的经济学家尤努斯，原因在于他创立了一种“小额信贷”的利民措施。尤努斯于20世纪70年代创办“格拉明”银行，向那些有需求的人提供小额贷款，贫困者在自愿的基础上组成贷款小组，相互监督贷款项目的实施，同时相互承担还贷责任。尤努斯的理念转为实践后，令几百万人受惠。几十年来，小额信贷成为深受穷人喜爱的一种扶贫方式。
其实，早在近一千年前，我国北宋的改革家王安石就推出过类似于尤努斯小额信贷的“青苗法”。青苗法的具体做法是，由政府出资，类似于现代的农业银行，每年春天向农民贷款，秋收后还贷，利息两成。为了确保还贷，它按农户的贫富，五户结合为一保，以富户为保头。当时的北宋，贫富差距拉大，贫户不得不向富户借贷，但高利贷的盘剥十分厉害，利息往往高达百分之百，甚至百分之二百。王安石的着眼点在于，在生产季节，官府以钱出贷，解决农民生产中急需用钱的问题。而秋收后还贷的利息，使政府得以增加财政收入，一般老百姓又可免于豪强高利贷的盘剥，以此达到“富国”的目的。此外，王安石还推出了均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等一系列改革的举措。
现在看来，王安石的设想是非常有远见的创意，然而，在当时，他的改革举措却像一枚枚重磅炸弹，炸得那个时代文人士大夫们头晕目眩，找不着北。王安石变法从第一天起，反对的声音就从来没停止过。首先新法损伤了大商人、大地主的利益，遭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其次，新法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过程中，竟意外地增加了人民的负担。类似于现代银行制度的青苗法，它要健康运行，必须要有信用、法治、责任等规则相配合，而王安石的时代，全无此种社会氛围和保障。在人治的社会里，干法治的事情注定难以成功，所以新法在推行的过程中就变了形、走了样。青苗法利息按规定是两成，但有些地方实际却收四成到六成。另外，应该是谁需要钱谁贷款，但最后却搞成了一刀切，不管你需不需要都得贷款，反对派以此为借口说新法搞得人心惶惶、“民不聊生”。再次，也许是最根本的原因，超前的新法与传统根深蒂固的儒家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突。比如市易法的出台，当时大商人操纵和控制了各种交易，他们压低价格，收购物品，再以高价批发给小商人和市民。针对此，王安石推行市易法，官府设立市易务，实际上就是一个大的国营批发公司，由国家拨款做本钱，在物价低时大量收购，在物价高时大量卖出，以此来平抑物价，与大商人抗衡，同时也赚取利润。然而，中国人历来是鄙视商业的，利在中国古代，一直是个禁忌话题，而市易法由国家出面与商人争利，派官员在首都的闹市大街上摆摊设点，买卖瓜果，反对派认为“是可忍，孰不可忍？”简直成何体统，太没面子了。王安石还主张高薪养廉，这与崇尚节俭的时代风气也大相径庭。
王安石变法虽然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解决了困扰大宋王朝的财政赤字问题，但还是在反对派的阻挠下，持续了约15年后（包括王安石罢相后的时间），新法全部被废除了。王安石在很长一段时间不为时代所理解，他的形象都是负面的，有人就认为北宋的灭亡是王安石造成的。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其中的功过得失我并不想讨论，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我更感兴趣的是王安石那超越时代、惊世骇俗的观念，以及他的做人和个性。有人说王安石是伟大的金融家，有超前的金融意识。他的观念明显超出同时代的文人。约一千年前，中国竟有了这样一颗超前的头脑，并企图做现代性的改革，而当时的欧洲，还停滞于中世纪的黑洞内。王安石也是读孔孟之道、四书五经长大的，但他的头脑中竟然长出了市场化、商业化的根须。王安石的座右铭是：“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在青苗法推行之际，当时宋朝的北方遭遇旱灾。反对派借机上书皇帝，说这都是王安石的新法造成的，上天震怒了。那时，以天象说事，是非常厉害的一招。但王安石反击说，天地运行，刮风下雨，自有其规律，与人事无关。皇帝忧郁道：“天象示警，史书多有记载，你怎么能说与人事无关呢？”王安石回答：“董仲舒说人君荒淫则天下大水，狂妄则天下大旱，请问如果一个皇帝既荒淫又狂妄，那上天该怎么办呢？”皇帝虽然被说笑了，但一个连上天都不信的人，简直就是洪水猛兽呀，王安石更加给了人无法无天的印象。
王安石深恶痛绝的是官场中没有原则，只因利害关系而形成的圈子、关系网。他与人交往中，只与自己欣赏的人来往，绝不像其他人那样广泛交游。王安石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终其一生更像一个书生。“宰相肚里能撑船”，但王安石的肚里确实不能撑船，他做事不会拐弯，不属于那种能屈能伸的人。王安石从来不认为自己的新法有错，当皇帝有时在反对的声音中犹豫不决时，王安石就像老师训学生一样说，陛下这样摇摆不定，能做大事吗？当皇帝偶尔不采纳他的意见时，他就称病不上班，或干脆辞职。搞得皇帝在很多时候还向他妥协。
王安石性格倔强，被人称为“拗相公”。王安石在年轻时，曾与黑脸包公和砸缸的司马光（那时与王安石是哥们，后来两人闹崩了，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死对头）在一个部门共事。那时包公是头，有一天他请部门里的人喝酒，席间大家畅饮，但唯有王安石、司马光不喝，他俩平时就不喝酒。包公豪爽地笑道：“平时不喝可以，今天不喝不行。满上满上。”司马光看实在躲不过去了，只好喝了一杯。包公又端着杯子对王安石说：“今天大家高兴你就开一回戒嘛，来，干了此杯。”王安石还是不喝。众人看着端着酒杯的包公难堪地站在那里，便纷纷过来劝酒，但最终王安石还是没有喝下那杯酒。包公没料到王安石比他还“黑”。王安石就是在皇帝面前，有时也同样耍牛脾气。有一次皇帝带领一帮大臣去野餐，与会者自己钓鱼做烧烤。王安石对钓鱼没兴趣，没兴趣也就罢了，但他竟然把一碟子用面粉做的鱼饵当小吃给吃光了，露骨地表示了自己的不爽心情，皇帝第二天知道后也大为吃惊。王安石的这种执拗性格，也一直是反对派攻击的把柄，但我却从他的“缺点”中看到了一种人性的光辉：他特立独行、敢作敢为、意志坚定、言行一致、光明磊落。青年作家张宏杰说：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真正有胆量、有见解的人，绝无仅有的不以别人的是非为是非而听从自己内心声音的人，绝无仅有的站在圣人面前而不是跪在圣人面前的人”。
王安石一千年前的改革并不是过去就过去了，它令人回味、给人激情、让人思索。让人遗憾的是，现在的古装剧虽演播得热火朝天，王安石却无人问津。在眼下，王安石改革如果上荧屏，也许比那些清宫剧、明代剧更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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