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华树 2007-11-27 18:04
以“乡下人”视点重塑民族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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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color=darkgreen][b]以“乡下人”视点重塑民族传统[/b]
——解读《从文自传》文：姚若冰1，顾筝2[/color][/size]
[size=2][color=darkgreen]（1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1209；2 复旦大学中文系，）
出处：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学报 2006 年3 月[/color][/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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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从文自传》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一份很好的传记材料。金介甫的《沈从文传》、吴立昌的《“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凌宇的《沈从文传》等传记论述到沈从文20 岁之前的生活，都无一例外与《从文自传》雷同：首先总是描述给予沈从文写作和生命给养的湘西古城；追溯沈从文的先祖时，作为苗人的祖母也是必被提到的一员；大量篇幅描写沈从文幼年反抗私塾的刻板和压抑而逃学、骗人；其少年时的行伍生
涯也是传记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从文自传》对于各类他者所作的传记，其功能具体表现为一份用来参照的原始资料，而这份资料本身在沈从文文学世界中所承载的意义却经常被忽视。
本文旨在强调《从文自传》本身的意义：它不仅真实地披露了沈从文20 世纪30 年代的自我选择和自我认知，也鲜明地体现出他成熟期思想精神的特征。沈从文一生写作所执着的眼光，所不可割弃的情结，所自明于心的责任都在这一部自传中有所表现，所以，《从文自传》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一份资料，它对于理解沈从文创作中的主题走向、人生意蕴以及叙述模式，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这份作者在30 年代对自己20 年人生总结的自传，有着强烈的身份自省：30 年代初的沈从文已从最初到达北京后以自己贫困潦倒为题材的“私小说”写作中摆脱出来，渐渐意识到自己应该作为一名有农本文化情结的作家而存在。他运用自己最擅长的乡村生活的题材，以“乡下人”视点关注的形态，表现了自己重塑民族传统的责任。
[b]1 “乡下人”的视点[/b]
文学史上有乡土文学学派。所谓乡土文学，就是指作者离开故乡后，来到大城市接受现代意识，感受现代生活后再写农村的环境和生活，用鲁迅的话说就是“一种侨寓文学”。这种文学作品中常会包含逃离家乡后涌上心头的乡愁和想要返回老家的情结。
《从文自传》在形式内容上有乡土文学的特色。30 年代初远离家乡的沈从文住在青岛，享受着徐徐的海风，为了完成一个朋友的约稿而埋头苦写这一部8、9 万字的自传。《从文自传》是一个离开家乡近十年的游子对故乡的回忆，叙述的是作者20 岁之前在农村的生活。自传对家乡各个小城镇、各种乡下人、农村自然风光的描写展现了湘西这一方土地乡村生活的画面。但是不同于乡土文学的是，沈从文的视点并没有因为来到城市而改变，或者说他观察的角度是他来到城市开始创作后就形成且一直都没改变的：那就是“乡下人”的视点。“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传记初始作者就用这句话点明自传写作的立足点，而通读全传，可以发现作者对乡村生活和感情的描写贯穿始终。当然作者也接受现代文明和现代意识，但他并没有用城市的文明来批判农村的愚昧落后。作者执着于描写的，是农村与世无争、平淡闲适、保持原始形态的生活。作者觉得城市文明异化了农村人的品格。他的立足点永远是乡村的，用的是乡下人的视点。
沈从文在很多作品中都说“我是一个乡下人”。当他离开自己的故乡来到大都市的时候，他一直用这样的话语自省。这并不是一种赌气的一时口快，而是真正的身份自省。求同很难，改变自己却依然只能被排除在圈子之外，作者明确认识到“异”。这是作者自我认知的表现。
《从文自传》第一次明确表示“乡下人”身份是在《女难》一章中：“我是个乡下人。乡下人有甚么办法，可以抵抗这命运所摊派的一份？”沈从文的第一次初恋以遭遇欺骗的悲惨结局而告终，而这件当时看似是祸的事件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十几年后回顾或许该感到庆幸：正是初恋失败改变了他原先被安排好的生活之路，让他最终以作家的身份出现在中国三十年代的文坛上。但暂且不论“初恋失败事件”的“祸兮，福之所倚”，对当时年轻的沈从文来讲，这仍不啻为一个晴空霹雳式的打击。然而沈从文除了在叙述中先让读者预见了他并不顺意的命运外，也只是简简单单地叙述了事件的结果：“我有点明白，我这‘乡下人’吃了亏”。似乎一切不如意都淡淡而过。“乡下人”不仅仅是一种身份上的烙印，更多的是根深蒂固的一种内心品格和气质。沈从文写到，“这老年人不是不原谅我的荒唐，因我不可靠用去了这笔钱而流泪；却只为的是我这种乡下人的气质，到任何处总免不了吃亏，而想来十分伤心。”
“乡下人”的气质总是萦绕在沈从文身上，始终不肯散去，这也是他始终不能和城市合拍的原因。沈从文总是带着一生不变的乡下人情怀写故乡的各个小城，而这些乡土特色浓郁的描写无不反衬出他对故土的深厚感情。当他写自传的时候，他已经离开家乡十年了，但家乡的记忆依然深刻地留在他的头脑中，仿佛写作的时候他仍身在故土：麻阳街细节是“有人偏了头搁在一条大腿上，在向阳取耳；有大脚女人坐在门前长凳上剥朝阳花子；水手提了干鱼到处走动；小孩捧了红冠公鸡去找寻别的鸡打架；卖糕的卖糖的；妇人坐在门前矮凳上大哭乱骂”。
[b]1.2乡下人和城里人[/b]
沈从文自称乡下人，在他的作品中也有很明显的壁垒对阵：乡下人和城里人。在叙述中，他感情天平的倾斜非常明显。他的小说，一部分是描写记忆中的故土，描述那片土地上小儿女们的生活，和在他们身上不时展现的他一贯推崇的人性；另一部分就是描写城里人的生活，此时则常以“嘴脸”的形式来描写：丑陋的人性，冠冕的门面及其背后偷鸡摸狗的伎俩。
沈从文把家乡人写成最富有道德心和生命力的“乡下人”，并对他们加以理想化。他的创作不仅是思乡情绪和同情乡民的产物，也是一贯的价值认同。沈从文的乡下人品质表现为他是个反理性的作家，城市大机器生产异化人性是他最感痛惜和反对的，并对此有着哲学家式的感悟。他给乡下人的气质赋予道义上的意义，说明他们的坦诚率真，并未被汉文化所造成的文质彬彬、贪得无厌、等级森严等约束所玷污。湘西是沈从文的写作之源。湘西土地上有一种尚武精神，不同于城市中病恹恹的柔弱。这份人类原始状态下的强悍和活力，永远是沈从文津津乐道的。在沈从文的想象中，苗民的生活方式是中华民族年轻时期的生活方式。金介甫在《沈从文传》中写道:“沈从文对自己的乡土更加充满原谅之情，人们常常说湘西民族性（或民心）凶狠、野蛮，爱做土匪、决斗、部落暴动，扰乱社会秩序。这种名声其实来自意存轻蔑的外乡人，一到全中国被人指为积弱不振的关头，湘西那股狂热劲以及湘西部队又会重新被人认为是一股原始力量，说明民族的火力还没有被传统的风气弄得荡然无存。”[1]
在《从文自传》中有一些很鲜活的形象，在他们身上有着沈从文一贯赞赏的人性，而那些乡下人正是沈从文价值评断的标尺。一位是在旧式学堂里教授子弟们武术的腾四叔，还有一个是为了报恩、不做土匪改为从军的大王，“从他口上知道烧房子，杀人，强奸妇女，种种犯罪的记录；且从他那种爽直说明中了解那些行为背后所隐伏的生命意识。我从他那儿明白所谓罪恶，且知道这些罪恶如何为社会所不容，却也如何培养着这个坚实强悍的灵魂。我从他坦白的陈述中，才明白在用人生为题材的各种变故里，所发生的景象，如何离奇如何眩目。”沈从文还写到了那些看到军官来就娇柔作态，看到小兵就故作清高的妇人，“这点人性的姿态，我当时就很能欣赏。注意到这些时，始终没有丑恶的感觉，只觉得这是“人”的事情。我一生活下来，太熟悉这些“人”的事情了。”沈从文还写到了在清乡时见到的在记忆中永远抹不去的事情：“当场集时，常常可以看到两个乡下人因仇决斗，用同一分量同一形式的刀互砍，直到一人躺下为止。我看过这种决斗两次，他们方法似乎比我那地方所有的决斗还公平。”这是具有湘西本土特色的决斗方式。也正因为如此，湘西人才会被人留下野蛮、尚武、毫不开化的印象，但这正是湘西特色的原生态，充满了充沛的原生力量。
当作者远离他所熟悉所热爱的故土，生活在一个并不太如意的新环境中时，他必须得到一种理想的支撑才能有生存的勇气。他选择了描写农村，因为在他的眼中，农村的优越不仅仅存在于它的生活方式中，而且也表现在道德观念方面。他认为那是湮灭了人性的都市所企望不及的。
在作为对垒的城市题材中，沈从文的描写是完全不同的味道。他在名作《八骏图》中完全用喜剧式的语调描写都市知识分子身上的病态，特别是开始作为清明旁观者的达士到最后也落入女子的逗引而无法自拔，这样一个转折让人忍俊不禁；《有学问的人》中他同样描写城市中的一对男女，女的是男的太太的同学，但这两人互相挑逗，道貌岸然，却始终有贼心没贼胆：“女人想着，同××先生所想也相差不远，虽然冒险心或者可以说比××先生来得还要比较大一些，只要××先生一有动作，就准备接受这行为上应有的一份重量。然而要自己把自己挪近××先生，是合乎谚语上的‘码头就船’可办不到。”[2]《绅士的太太》一文更是充斥着男盗女娼。沈从文一开始就写道，“我不是写几个可以用你们石头打她的妇人，我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 [3]
沈从文以乡下人的眼光来看城市的荒谬和社会病态现象，透视城市眩目迷离的光耀下一颗颗丑陋的灵魂。在他的城市作品中，男的委琐，女的虚伪。他对都市人进行观察，进行描写，用的还是乡下人的视点，依据是乡下人的标准。他最为反对的是都市文明对湘西文化的异化，因为他认为这种异化导致对自然人性的扭曲。他在都市中看到了被扭曲的人性——每个人都有欲望，但是碍于所谓的社会准则和作为高等人的标准而极力压抑着应该以原初状态表现出来的欲望，于是本来正常的人类欲望就通过一种扭曲的状态表现出来，非常丑陋：偷鸡摸狗、男盗女娼、惺惺作态、狼狈为奸。
[b]1.3乡下人情结[/b]
沈从文写农村，写城市，都用同一种视点——乡下人的眼光。虽然年仅20 岁的他就离开家乡到北京去闯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但他的观察方法没有变，他内心的情结也始终不变。
《从文自传》中有很多宿命论，而这也是很典型的乡下人情结。20 年的人生，除了目睹杀人，沈从文还看到了很多身边人的死去，想来也是一种后怕。沈从文自己也在1980 年所写的附记中说，“部分读者可能但觉得‘别具一格，离奇有趣’。只有少数相知亲友，才能体会到近于出入地狱的沉重和辛酸。” [3]
沈从文写了很多人简单短暂的一生，然而并不是想说明怎么样的历史造就了怎么样的人生。在《从文自传》中虽然很多次地写到历史,但不评论是他的风格。历史对个人命运的影响还不在他的思索范围。他只是就个人写命运，感叹命运的不可捉摸，反复无常。在《黎明》、《堂兄》、《记陆弢》等作品正文部分中他多写“生”之鲜活强健，补记则写“死”之偶然与莫名其妙，简洁有力地凸现生与死的反差，暗示了人们（包括作者）在命运面前的无告无助。正像王毅在论文《试论沈从文创作中的宿命论》所说：“这些生命的毁灭无疑曾强烈地震撼过沈从文的心灵世界，不可避免地导致他对生命的思考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命运的悲观。也许正是见得太多，一切死亡形式都不再让他感到惊异。他在小说和散文中很随意地谈论死亡，尤其是他的悲剧性小说中，死亡都表现得非常‘偶然’、急促和莫名其妙。他往往只交代死亡本身而不太说明理由。死了就是死了。” [3]
除了他人的命运，沈从文也写到了自己的：在他的生命中有很多“偶然”。没有这些“偶然”，他的命运很有可能就往另一种方向生长去了。少年时候的那场无疾而终的恋情彻底改变了他作为一个乡绅、娶个太太、学抽鸦片的命运，而陆弢的死让他明白了生命的喜怒无常从而更坚定了出去走走的勇气。乡下人特有的诚实和固执，让沈从文既忠诚坦白地记录自己所见所闻的生命成毁形式，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命运的思考，同时毫不掩饰自己的困惑与矛盾，也不放弃和逃避对命运的追思质问，不拒绝这过程中的痛苦。他知道一个人有一个人命运。他虽然表现得宠辱不惊，把自己和他人的命运那么寥寥几笔地写了出来，但那些过去的事情永远咬着他的心；他以说故事的形态讲出来，“没有人能够了解一个人生活里被这种上百个故事压住时，他用的是一种如何心情过日子。” [4]
这样一个在20 岁就走出故乡，以学生的身份到北京闯天下、力图学习新文化的青年，在北京熏陶了十年似乎仍然没有被新文化的理性之光关照，致使他的自传中弥漫着宿命论的色彩。这实在是因为作者始终摆脱不了乡下人的身份，始终用一份典型的乡下人情结审视自己和身边人命运的缘故。
[b]2 重塑民族传统的责任[/b]
到了上世纪30 年代，沈从文写《从文自传》的时候，他开始有了明确的责任意识，明白了自己肩负的责任。沈从文后来提出过作家应有的品格：“我们实在需要一些作家！一些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追究这个民族的一切症结的所在，并弄明白了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他们又能理解在文学方面，为这个民族自存努力上，能够尽些什么力，应当如何去尽力。”[4] 他所认为和要求的作家不是盯住眼前个人得失的市侩庸人，而是凝眸未来，关注整个民族与人类命运前途的领路人。沈从文的作品有一度被人以“没有思想”来批评，这引起了他的困扰，同时他也用“若猜得着十年后我写了些文章，被一些连看我文章上所说话语意思也不懂的批评家，胡乱来批评我文章‘没有思想’时，我即不懂‘思想’是什么意思，当时似乎也不必怎样惭愧了”来予以回击。他认为文学作品有时并不是深入才能成就深度，云淡风清的白描文字同样能透露淡淡的哀伤和深深的忧虑，表现出作者强烈的责任意识。
沈从文在《从文自传》中用乡下人的视点和观察方法描写农村生活，因为他有强烈的责任意识：重塑民族传统。
他从湘西到北京，目的在于“争取到自己处理自己命运的主动权”（《从文自传.附记》）。它的具体表现，则是坚持走一条自由主义文学之路。..然而，不管沈从文在文学同政治的磕磕碰碰中怎样地受到误解和歧视，他也耐得住寂寞和孤独的折磨；他的那个“抽象信仰”一直没有动摇过。可以这样说，沈从文从事文学活动的一生，就是追求人性、向往自由的一生[5]。这是一个作家应有的素质。从文学青年变成作家需要怎样的条件？需要具备一份责任感。那种自愿担起整个民族存亡责任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品德。沈从文在自己的创作中探索一条道路：“一方面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式和心态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另一方面他把探询的目光集中到业已断裂但尚未消失的湘西世界异质文化上，试图寻找到一条重造民族品格的道路。” [6]
沈从文的特长是描绘而不是作社会学的剖析，《从文自传》中也尽是白描性的文字，但他的作品却可以被理解为在文化边缘的最佳视角对中国文化所作的广泛批判。这里的中国文化是指正在朝着现代化迈进的转型期的文明。中国文化的传统是农本的，但随着城市的工业文明和大机器生产，农本文化的传统渐渐被吞噬，唯有在遥远而偏离的乡村还能适度抵御城市文明的入侵。
沈从文小说把城市看作虚伪和压迫根源。他写农村是在构画一种思想图卷，一种人道制度和人与人之间慈爱关系的社会理想。金介甫认为，“不管沈从文试图以现实主义再现生活，还是希望体现他的社会理想，他坚持信仰美的力量，认为自己在为社会的改善作出贡献。他以另一种方式奉献了他所特有的关于军队生活和湘西地区的知识，以另一种方式推进了社会和道德的进步。” [7]
当中国正走在现代化道路上的时候，后现代的问题已经迎面扑来。沈从文是一个相当敏锐的人，意识到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类必须付出的惨痛代价。他写最富有道德心和生命力的边地“乡下人”，并对他们加以理想化，因为他觉得当都市文明还没有进入这个相对封闭的乡村的时候，那里人们的生存是最原生态的，而这也是他所最为认可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到了20 世纪30 年代，他仍然把乡民的“自然”生活作为永恒的灯塔。虽然到后来他不免也有痛苦，因为他明明看到都市文明袭入了湘西，使边地乡村人的人性遭受到了异化。
在写《从文自传》的时候作者的眼光已经关注到整个民族的出路问题，其结果，使他终于向新思想“投了降”。他从历史文化中培养起来的民族自豪感和热爱国家、热爱脚下土地的情感，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朝着时代的主潮皈依。他开始面对20 世纪的“中国问题”，并由此产生了对别人、对民族中大多数人，对人类应当承担责任的社会理想和历史使命感。这三种文化传统相互撞击形成的“合力”，又势必影响和规范着沈从文思考“中国问题”的独特方式。虽然在当时，他还不可能明确意识到这一切，但由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催发的、属于中国知识分子的那种精神痛苦，却将要使他的灵魂不再有安宁之日。
在上个世纪，实现技术革命的英国带着大机器席卷全世界，当时德国的哲学家就开始哀叹技术理性对人类情感的戕害。怀抱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人文学者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反对英国的技术理性，他们无法预见，如果大机器生产的模式深入人心的时候，人类的情感将被置于何地。正像王润华在《从沈从文的“都市文明”到林耀得的“终端机文化”》一文中指出：到最后，人类进入终端机文化的时代，“一切都市的组合，社会现象，都要重新诠释。” [8]
沈从文不可能预见到这样的结果，但至少已经隐隐感觉危险。他致力于用乡下人的视点写农村生活；即使关于城市的题材，他也不遗余力地运用乡下人的眼光。他始终采用的是乡下人的标准，悖离城市的道德准则和善恶趣味，因为他要通过描写没有遭受异化的农村来重塑中国民族的传统，回归一个农本的世界。
在《从文自传》的末尾，沈从文签上大名“沈从文年20 岁学生湖南凤凰人”后，就开始了他漫漫且不可预知的在京城求学之路。虽然在此之前他自己的大病和陆弢的死已经坚定了他出去走走的决心，但毕竟还有对渺茫未来的担心：会否饿倒在别人的屋檐下，会否没有实现自己理想仍然只能做个警察。后来事实证明，这样的出走对于沈从文，是跨出了对于他一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这一步跨出去，开始了他此后无法逆转的生命历程，同时意味着他摆脱生命的自在状态，从一般的“乡下人”中间脱蜕而出，汇入“五四”开始的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历史洪流。在北京沉浮多年，遭遇过白眼，也一次次地体验失败，但沈从文都熬过去了。苦尽甘来，上世纪30 年代初的沈从文确立了自己的写作风格，有了明确的自我认知，对自己所应该有的身份也有了一个强烈自省，这些都是沈从文在《从文自传》中实现的。细细探究《从文自传》，有一种沉重的意味，有一种对自己命运坎坷宿命式的哀戚，更有担负全民族责任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沉重。在此自传完成之后的第二年，他写出了创作颠峰时期的代表作——《边城》，后者同样地保持着作者农本文化的眼光：用一个乡下人的视点，探索重塑民族品格的责任。
注：文中《从文自传》的引文均选自《沈从文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 年5 月版
参考文献：
[1] 金介甫. 沈从文传[M]. 北京:时事出版社，1991.
[2] 沈从文选集. 第二卷[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108.
[3] 王毅. 试论沈从文创作中的宿命论[J]. 贵州社会科学，1996(3):72.
[4] 韩立群. 沈从文论作家修养[J]. 文史哲，1991(5):95.
[5] 吴立昌.“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6] 廖文中. 沈从文的小说与湘西文化.中国现代文学与民族文化（吴宏聪编著）[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140.
[7] 金介甫. 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79.
[8] 王润华. 沈从文小说新论[M]. 北京:学林出版社，1998.[/color][/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