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雅 2007-11-18 14:10
弄堂里的闲话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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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把上海话一般称作“上海闲话”。“闲话”作为吴语词汇早已见于著录。范成大《积雨作寒》诗：“且唤园丁闲话，喜闻湖岸未颓。”陆放翁《雪意》诗：“闲话更端茶灶熟，清诗分韵地炉红。”从上引的诗文中可以看出，“闲话”义近“闲聊”。“上海闲话碎语”就是关于“上海话”的零碎记录，当然，多了一个“闲”字，说明不如专业的方言考证研究那么的严格，而更多了一点市民气，也许因此也增添了阅读的兴味。
[b] 里弄与石库门[/b]
上海最基层的行政机关是街道办事处，一般“街道”以下有若干“里弄”，这里要讲的是上海的“里弄”一词是怎么来的。
“里”原来是人口集中居住地的意思，如许慎《说文解字》：“里，居也。从田从土，会意。”意思是讲：“里”是由田和土二字组成，耕田和土地是人们生存和居住的最基本条件，所以“里”就是指有人居住的地方。
古代人口稀少，各地人口的密度也不一样，所以对“里”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大概到了汉代，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逐步增长，“里”又特指城市及城市附近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如《汉书·食货志》：“在野曰庐，在邑曰里。”后来，“里”和“村”成为对立的词，“里”特指商业、手工业人口集中的特小城邑，而“村”则指农业人口居住集中的地方。据南宋《绍熙云间志》中记载，当时的华亭县（除嘉定、宝山以外的今上海市境）下共有13个乡，分别管辖136个村、44个里，后来从华亭县分出来的长人乡和高昌乡是这样记录的：
长人乡，在县东九十里。六保、十二村，管里三：长人、将军、高阳。高昌乡，在县东北一百二十里。九保、十五村，管里四：高昌、盘龙、横塘、三林。
这些“里”的地名大多已湮没或改名，其中横塘、高昌、三林仍在，横塘在今松江，高昌即今“高昌庙”，在今江南造船厂附近，三林即今浦东的三林镇。
明代以后，“里”既是邑外小镇的行政单位名称，也是邑城附近居民点的名称，如豫园的主人潘家就“世居安仁里”，现在这里还有叫“安仁街”的地名。大南门一带叫“同仁里”，上海望族曹氏就居住在这里，近代以后这里被建为弄堂房子，今中华路705、721、737弄仍被叫作“同仁里”。
近代以后，上海城市面积逐步扩大，城市人口不断增加，房地产商开发兴建土地利用率较高、又适宜城市生活的排联式住宅，就如我们今天的“××小区”、“××花苑”一样，房地产商兴建的商品住宅群须有一个名称，于是大家都用中国最普及的居民点地名——“里”作为住宅区的通名，称之“××里”。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为了适应不同层次客户的需求，兴建了不同档次的住宅群，为了说明住宅的结构和档次，人们除了用“里”之外，还用“坊”、“村”、“新村”、“别墅”等作为居民点的通名。上海曾有多少个“里”或“坊”等，已无法统计，以福州路为例，从河南中路向西平均不到100米就有一个“里”。据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市路名大全》不完全统计，至1989年上海保存的里弄名称不下5000条，由于里弄名称太多，而且一般由房地产商自己取名，重复的里弄名屡见不鲜，仅“三德里”就有11条之多。不断重复的里弄名给市民生活、通讯等带来极大的不便，必须制定一个新的办法来替代它。
19世纪后期，公共租界工部局为解决里弄名重复的问题，规定在制定道路的门牌号时，一条弄堂只占一个门牌号，而弄堂内的房子也另行编号，这样搜索或寻找起来就方便多了，如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旧址的旧名为“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老渔阳里6号”。而霞飞路全长5.5千米，步行需一个多小时，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外地人在霞飞路寻找“渔阳里”是相当艰难的，而实行编码后，其地址就是“霞飞路567弄（渔阳里）6号”，即使是外地人，循着编号找弄堂，也省心、省事多了。
上海的弄堂房子由以名字命名的“里”和以数字编码的“弄”组成，于是被叫作“里弄”。以前，上海人是“里”和“弄”同时使用的，上海人大多知道一些著名的弄堂名，如福州路上的“会乐里”、南京路上的“大庆里”、金陵路上的“卜邻里”等。那时每条弄堂过街楼上面的门楣上都镌刻着弄堂的名称，这是当年房地产商特邀书法家写的，如原中华书局编辑、著名书法家唐佗就写过许多弄堂匾。
上海多弄堂，弄堂里多石库门房子，可以讲“石库门”是旧上海最典型和最普遍的住宅，以致人们把上海市民文化讲作“石库门文化”。但是上海人中绝大部分是不知道这种住宅为什么被叫作“石库门”的。
上海位于东海之滨，属江南水乡，这里没有大山可以提供石材，所以上海的住宅以砖木结构为主。近代以后，房地产商在上海兴建弄堂房子，这种房子在设计时考虑一门一号，一宅一户，即一幢房子只住一户人家。上海是大城市，富人较多，同样流民盗贼也很多。为了住户的安全，房地产商从上海周边的江苏、浙江等地采购石材，用石条做大门的框，用很厚的板材做门，这种门是用石条“箍”起来的，叫作“石箍门”。“箍”在旧沪语中读古gu，如用篾条或铁条将木片围制成桶，叫作“箍桶”，读作“gu桶”，后来沪语发音发生变化，“箍”被读作ku，与“库”谐音，于是“石箍门”被讹为“石库门”。
[b]王伯伯与黄牛[/b]
沪语或吴语有“托人托仔王伯伯”一词，词义可以释为“托非所托”，即委托了一位根本不可能帮你办事的人去办事，结果当然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一种说法，“王伯伯”应作“黄伯伯”，沪语或吴语中“王”、“黄”的发音是一样的，而“黄伯伯”则是“黄牛”演化过来的，因为黄牛的叫声为“哞哞”，与“伯伯”音近，于是被人们戏称为“黄伯伯”，现在沪语中仍有把黄牛叫作“黄伯伯”的现象。“黄牛”在沪语中还另有所指，即喻掮客。
近代以后，西方通过向社会发行股票集资兴办企业的筹资方式传入上海。股票是有价证券，可以流通、转换、交易和买卖，要进行股票的转换和买卖，就必须设立股票交易所，由经纪人代理操作，于是在上海的英商于1891年正式成立了一家The Shanghai Sharebrokers Association的证券交易公所。由于中西经济制度不一样，在汉语中没有与Sharebrokers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据说，马相伯最早将Share译为“扁担”，Sharebrokers就成了挑扁担的人——挑夫，后来感觉此词的译法太粗俗，改译为“掮客”，再后来又改译为“经纪人”。
股票交易的中介者就是联络想出售股票和希望购进股票者之关系，其根据规定按比例收取佣金，等于将某地的货品搞到另一地方，从中收取劳务费一样，于是“掮客”在沪语中成了中介者或经纪人的代词。由于中西文化差异，传统的中国人认为经纪人从事的是一种买空卖空而牟取利润的行为，当然也不乏经纪人暗中哄抬行情以牟取利益的行为，所以，沪语“掮客”一词常带有贬义，指无本经营而又不承担风险的买卖人。
掮是指用肩膀扛东西。在沪语中常有人以“天塌下来我来掮”喻敢于承担风险和责任，当然又把不敢承担风险和责任者讲作“呒（即没有的意思）肩胛”，而在畜类中，牛是最能负重的，但是黄牛肩胛塌而如同无。于是上海人又以“黄牛”喻“呒肩胛”，喻不敢承担风险和责任的人。如“这种人的话你怎么可以相信，他是黄牛呒肩胛的”。
上海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大城市，生财之道颇多，大概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沪语中一般把向政府主管部门登记注册，持有营业执照并有固定经营场所的商业中介人称为“经纪人”，而把无证、无固定经营场地，利用供需不平衡进行倒卖者叫作“黄牛”。如1945年后，由于货币贬值严重，人们希望通过购进银元以保值，市场上纸币与银元的比价一天几变，此时不法商贩在街头巷尾兑换银元以牟利，这种人就被叫作“黄牛”。目前，我国尚未加入世界货币组织，外汇与人民币之间的比价有国家银行规定的指定价（即白市价）与市场上自行兑换的黑市价，既然存在比价上的差异，其间就有利可图，上海人把专门在银行门口操兑换外汇为业的人叫作“黄牛”。同样，在球场、电影院、车站等地方门口，有的人利用票子紧张，设法以平价收购票子，再以高于平价的价格出售给他人，这种人也被叫作“黄牛”。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放映的电影少而想看电影的人多，黑市价与白市价往往可差一倍，甚至几倍，上海人把价格翻一倍讲作“翻一只跟斗”，翻几倍为“翻几只跟斗”，于是这种利用票价差异以牟利的“黄牛”也被叫作“翻跟斗朋友”。
沪语“托人托仔王伯伯”中的“王伯伯”来自“黄牛”，而沪语“黄牛”就是指“呒肩胛”或不负责任的人，如有要事托这种人去办，当然就是“托非所托”了。
[b]词义宽广的“枪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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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势”是沪方言中常用的词汇，词义较宽，一般可以指：机会、能耐、运气等。如“侬现在‘枪势’足来”，可以理解为“你如今机运不错，混出个人样了”；“你不要看他装模作样，实际上他一点‘枪势’也呒没格”，这里的“枪势”一般可以理解为“能耐”，与沪语中的“噱头”义近。如“枪势”之前加以“混”而为“混枪势”，那只能是没本领或机运不佳者的自嘲，与沪语中的“混日子”义相近。
“枪势”是英文chance（机会）的音译，在落袋等球艺活动中一般指母球与子球的有利位置。落袋是一项技巧性极强的博艺，每次击球时击球人会认真观察母球与子球的位置，考虑以何方式将该击的子球击进袋里，还要使母球回到下一次有利击球的位置，一旦将母球落到有利对方击球的位置，于是他会懊丧地讲：“giveyouayood chance”，中文即“给了你一次好机会”，而上海人一般用“洋泾浜语”讲作“给你一只‘枪势’”。于是“枪势”又引申而指球艺技巧，即本领、本事、能力，沪语“枪势足”即喻能力、技巧强，而“呒没枪势”则喻能力、技巧差。
1960年后，上海的弹子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康乐球”。康乐球的游戏方式和规则与落袋十分相似，于是落袋术语被移用到康乐球上，“枪势”一词也因使用者众而蜕变为上海俗语。落袋与康乐球中，击母球用专用的一头粗一头细的长棒，其状似中国的“枪”（不是手枪的枪，而是红缨枪的枪），于是被叫作“枪棒”，内行人可以通过参赛者提枪棒的姿势、手势来确定此人的球艺水平，有些人遂以为“枪势”得名于“捏枪棒的姿势”，这也不失为一种说法，但是我仍认为沪语“枪势”是chance的洋泾浜语。
上海的涉外行当（如旅游业）中还广泛流行“扛枪”一行话，是指涉外导游利用陪外国（或国内）游客进“棚”（行话指专门为旅游者服务的商店，也指黑市外汇兑换点）斩外国游客，收取“棚”的高额回扣。原来，一些外国游客到中国来旅游，往往会挑选中国的字画购买，或自用，或作为礼品赠送给亲朋好友，那些中国字画经装裱后卷成轴，很像一把枪，外国游客购买后的字画轴头大多由中国导游掮在肩上，于是行业就把此举称为“扛枪”，引申而指陪游客购物赚取回扣。
[b]大兴和大卡[/b]
上海人把假的、假冒的讲作“大兴”。这个俗语初兴于20世纪80年代初，成为上海街头最流行的俗语。
从2001年初开始，我应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台之邀，主持介绍有关上海马路的故事，其中留10分钟时间为“上海闲话”板块，介绍上海闲话中词汇的出典、用法、意义等。有一次“上海闲话”列出的词汇即“大兴货”，接着就有许多听众打电话进来，谈谈自己对“大兴”一词出典的看法。有一位姓徐的听众讲：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听到过“大兴”这个词，而且还记得他爷爷教给他的一首上海儿歌，大意是：南门外面有条大兴街，大兴街上有个张大兴，摊上全是假冒货，千万勿要上当买大兴……他认为沪语“大兴”是由在大兴街设摊、专卖假货的张大兴而来的。这个故事确实不错。
实际上民国年间出版的《青帮纪要》中有“江湖切口”一节，收录了当时许多帮会和江湖切口，其中就有“大兴”一词，释义就是“假的、假冒的”，说明上海方言中的“大兴”初为切口，至迟在20世纪20年代已流传开了。
过去，中国大部分县以上的城市都建有城墙，城墙是军事防御体。城墙一旦筑成，就确定了城邑的范围，城墙里面是城里，而外面就是城外，是郊区。不过像南京这个城市的城墙就很大，城里还保存有湖泊和农田。到了20世纪初以后，随着火炮技术的进步，城墙己失去军事防御的作用，反而成为城市交通发展的障碍，于是许多城市开始拆墙筑路，这些近代筑的马路比传统的街道宽大得多，人们就把这种马路叫作“大新街”、“新街”等。
早在1907年，浙江的士绅为抵制外商侵夺浙江的铁路权，集资成立浙江铁路公司，计划兴建沪杭甬（上海-杭州-宁波）铁路，在上海老城厢南门外建立沪杭甬铁路上海火车站。因为沪宁铁路的上海火车站位于上海北面，就是后来的“北火车站”，于是位于上海南面的这个火车站就被叫作“南火车站”，简称“南站”。这个火车站在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中被日军炸毁了，后来也没有重建，不过我们可以在南门外看到有南车站路、南车站前路、南车站后路等道路名，就可以知道这个火车站的存在以及其大概位置了。
南火车站位于南门外约1千米，凡是城里乘火车和下火车的人进出上海都要走这条路，于是上海地方政府就在南门外辟建了一条马路，根据惯例就被叫作“大新街”。这条路仅用了一年多，人们发现在公共租界里也有一条叫“大新街”（即湖北路）的马路，经常将这两条路弄错，给市民生活、出行带来诸多麻烦，于是又将新筑的“大新街”改名为“大兴街”。
大兴街是城里通往车站的必经之路，往来人流很多，临上火车的旅客也会想起在上海买点东西，可以回家当礼物送人，于是商家立即抢滩大兴街，开店设摊，这里成了上海新崛起的商业街。
从上海回浙江的旅客希望在上海买点便宜的土特产，所以这里供应的大多为廉价商品；许多商家也知道，在这里买东西的客人，马上要赶火车回浙江，即使卖给他们质次的冒牌货，他们也来不及赶回来退货论理，所以大兴街上确实多的是假货、假冒货、次货，于是“大兴街上的货品”被讲作“大兴”或“大兴货”。
我在儿时也听到过这样的传闻，当时上海的银楼很多，著名的有费文元、方九霞、老凤祥、杨福鑫等，由于黄金饰品价格昂贵，政府对黄金饰品的管控极为严格，所有上柜的黄金饰品必须打上成色、商号名称以及工匠暗记，如发现实际成色与所标成色不对，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是政府考虑到消费层次低的周边地区农户，允许大兴街开设的首饰铺出售的黄金饰品可以不打成色、商号名。当然，当时的冶炼技术水平很低，几乎没有任何代用品可以仿冒黄金，这里的黄金饰品只是成色差一点而已，但是其价格比足赤金低得多，人们把大兴街黄金饰品店供应的不加盖钤记的首饰叫作“大兴”或“大兴货”。至于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更可靠些，就不得而知了。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俗语“大兴货”与商品“大兴货”一样风行，部分商贩为骗得对方的信任，不惜用假话、大话欺骗、震慑对方，于是上海人又把用假话、空话、大话而永远不会兑现的诺言讲作“开大兴”，如“侬勿要答应得介快，啥人勿晓得侬是个‘开大兴’的‘大兴货’。”
90年代初，上海又冒出了“大卡”一词，是指伪造的、假的证件、信用卡等，如假的驾驶证、文凭、磁卡等均叫作“大卡”。
“ 大卡”是一个“出口转内销”的词，是从“大兴”演变过来的。8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日本等国同意接纳一批中国学生赴日本留学，于是上海等地掀起一股赴日留学之风，实际上是多数青年希望到收入比中国高得多的日本打工挣钱，国人美其名曰“洋插队”。日本的经济十分发达，街头林立着许多用磁卡的电话亭，在日本的伊朗人发明了增磁的办法，将已用完的磁卡充值，他们以低价收进废弃的磁卡，经充值后再以低价出售，如一张面值一万日元的电话磁卡，在伊朗人手中5，000日元就可以买到，且保证内存一万元日币，这种冒牌的非法磁卡被上海籍留学生叫作“大兴卡”，后来又省称为“大卡”，随着大批赴日留学人员回沪，“大卡”一词也带回了上海，而此时中国使用的凭证、磁卡也逐渐增多，马路上代客定做各种证件的不法商贩相继出现，于是专指那些仿制、假冒的各种卡及来路不正的东西的“大卡”一词也流行起来。
[b]股市中的俗语[/b]
1990年12月19日上午11时，新中国第一个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上海黄浦路挂牌开业，标志着中国的证券市场进入一个新的起点。迄今为止有数以百万计的上海人投资股票，参与证券交易，在这个新的经济领域里产生了不少新的行话。
证券股票的价格是随行就市的，股票的价格上升到其实际应有的价位后会下跌，同样，其实际价格下跌到一定的幅度后也会反弹。从前上海证券市场以“多头”喻买进，以“空头”喻卖出。股票交割依靠手工，速度极慢，而今已进入电子时代，实现自动化操作。股市里申请卖出或买进的操作方式并不是以申请的先后来决定成交的，而是以申请的价位来决定的，犹如将一只篮头吊在空中，价位一到，货物（股票）就会自动进入你的篮头（户头）中，于是被讲作“吊篮头”。以某一种股票为例，该股票上午10点的行情在10元上下浮动，想卖出者可以根据自己对该股票行情分析，选择一个合理的价位申请“卖出”，而想买进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选一个合理的价位申请“买进”，当这个股票的价格进入交易人所填的价位时，即进行自动交割，而当天的价位未进入交易人申请卖出或买进的价位，当天的申请也自动取消。
[b]“吊篮头”是从以前上海俗语“摆篮头(篮子)”演变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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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生活物资严重短缺，我国的许多生活必需品，如米、油、肉、煤等实行按人分配、计划供应的办法，副食品供应十分紧张。上海的菜场分早、中二市，清晨5点开早市，下午3点开中市，市民如想买到好一点的副食品，必须在凌晨三四点到菜场去排队，一直到5点开秤后依次买菜，而上海菜场是分类设摊的，即肉摊只卖肉，鱼摊只卖鱼，蔬菜摊只卖蔬菜。由于供应紧张，一个摊位排一次队，还限量限额供应，如你在蔬菜摊排队，轮到你时，你也只能买一种或两种菜，还规定限额。于是有些家庭主妇就联合起来，每个人同时带几只篮子，分几个队排队，当她们中某一人即将排到时，其他人立即赶上去，称自己的篮头早已放在该人之前，即我早已排在此人之前了，当她在这个摊位上买好菜，又回到自己原来排的队伍中，而她的同伴也如法炮制，称自己的篮头早已“排”在这里，于是又插入队中。用篮头代表人排队买菜就讲作“摆篮头”。中市时，供应的菜也不及早市多，排队的人也相应少一点，有空闲的老人在午饭后即会去排队，等3点开市；家务繁重的主妇没有这么多空闲的时间，她们不会去早早地排在那里，她们会提前摆好篮子，但是她们也担心自己的篮头放在那里无人看管而遗失，于是她们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就是拾一块砖头，上面扎上稻草作标记以代替原来的篮头，到开市前认自己的砖头插入队中，这种用砖块代篮头的方式，称作“摆篮头”。
现在菜场排队买菜的现象已经消失，但是在生活中排队的现象还是经常发生，如遇有精彩的球赛、影戏，人们仍须排队依次购票，偶尔也会碰到插队争先的现象，上海人也会以“你阿是摆过篮头啦，想轧到前头来”作调侃。
做股票须申请一个账号，你个人所持股票及现金均记在这个账号里，上海人把账号及账讲作“仓”，认为此账户犹如你私人的仓库。不过，这个“仓”首先来自“米仓”，这与上海人把股市资本讲作“米”有关。股市中把账号中的现金全部买了股票讲作“满仓”，把股票卖出，而又暂时不准备买其他的股票讲作“清仓”，如某人因透支太多，仓内实际资本与欠债达到一定比例，债权人有权向法院申请封账，然后强行出卖股票以偿还欠债，这又讲作“平仓”。
现在上海的高楼多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都离不开电梯，电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将你送到很高的地方，也可以及时将你送回底层。股市行情时涨时跌，如你持的股票在高价位时没有及时卖出，当价位下跌时你又舍不得卖出，或者当低价位时你没有买进，当价位上升时你又不敢买进，眼看着股市的指数上下波动，失去了几次发财的机会。股市中又讲作“乘电梯”，犹如身在电梯（股市）中，电梯在上下运动（指数在上下波动），最后你仍在老地方一样。
[b]毛脚女婿与通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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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把尚未正式完婚的女婿叫作“毛脚”或“毛脚女婿”。也许该俗语在宁波人中使用率较高，有些人因此认为这“毛脚”是宁波方言。其实不然，早年出版的《沪谚》一书中就讲过：“女婿，称毛脚，又称通家。”
为什么方言中把女婿叫作“毛脚”，这“毛脚”又是怎么回事呢？确实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宋人写的《志怪录》中讲过这样一个离奇而有趣的故事：有一个官吏家的女儿病了，整日神志不清，胡言乱语。于是官吏请郎中治病，求道士驱魔，但依然治不好女儿的病。一天，一位外地读书人坐船经过此地，傍晚，船恰好泊在这官吏家门口。读书人发现河边有一只“朱眼毛脚”（红眼睛、脚上长毛）的青蛙正鼓腹高鸣，他感到很滑稽，便上前抓住了这只“毛脚”青蛙，不料从房内传出一阵女人（即病人）的呼叫声——“何故缚我婿！”于是，他叩开官吏之门，把“朱眼毛脚”青蛙以及听到女人的叫声与主人讲了，主人由此知道，女儿是受这蛙妖所蛊而得病，便油煎了这“毛脚”蛙怪，第二天女儿的病也就好了，并与这位读书人喜结良缘。据说，每当开春时节，雄蛙紧抱雌蛙，遇人不惊不慌，交尾时间可持续半天以上，而蛙怪的蛊惑最主要的目的是做人家女婿，于是人们据“朱眼毛脚”故事把女婿叫作“毛脚”或“毛脚女婿”了。
“毛脚”称女婿还可能出自民谚，清梁章钜《浪迹三谈》卷三收录了一条闽谚——“丈母伤寒炙女婿脚后跟”。他到浙江后，发现杭州也有相似的谚语，只是“伤寒”讲作“腹痛”。梁章钜开始也弄不清，难道炙女婿脚后跟真的能治丈母娘的肚子痛吗？后来他读《癸辛杂识续集》方知，这里的“女婿”不是女儿之丈夫，而是女膝穴位。原来摸女膝穴位可以治疗腹痛，人们就常和腹痛的老妇人开玩笑：去摸女婿脚后跟毛病就会好的。以后，“摸女婿脚”又变为“摸脚女婿”，以至讹为“毛脚女婿”。近代上海和江南地方又多把未正式成婚之女婿叫作“毛脚”或“毛脚女婿”，其去本义远矣。
实际上从人类的婚姻史来讲，婚姻常被当作两姓之间以血缘为纽带组成的血缘联盟。因为丈夫的家是女子唯一可依赖的寄身之所，所以古代又把婚姻两家叫作“通家”，通婚者长辈之间互称“亲家”，小辈称对方长辈为“亲家伯”“亲家姆”，平辈之间则以叔舅相称。以前为各自显示尊严，亲家之间是很少走动的，直到今天，不少地区仍保持这种风俗，即使女儿出嫁日父母也不出席男方婚宴，而出嫁女儿一般也只能择日偶尔回家，还不得过夜。民谚还有“冬至不回娘家”之说，因为冬至日白天时间最短，女儿回娘家坐不了多时就要返还。自然，亲家双方的往来主要靠女婿走动，于是女婿之“脚”是沟通两家之“脚”，女婿由此被丈人、丈母呼之“通脚”了。
摘自《上海闲话碎语》
薛理勇著上海辞书出版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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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雅 2007-11-18 14:11
[table=90%][tr][td]摘自《上海闲话碎语》
薛理勇著上海辞书出版社版
（编写：石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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