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华树 2007-10-29 01:37
后1949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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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color=darkgreen]● 李慧玲
从十六大改为十七大，那些口号依然是开一个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奋进的大会。然而会议和会议之间有什么不同呢？真正做中国新闻的人在这段期间都勤于研读报告、观察十七大的开幕与闭幕式，从许多细节中或者看到微调，或者发现明显的变化。但是思考中共最高领导机构的组成问题时，因为选举过程的不透明，媒体似乎总喜欢采用同样的思维框框揣测：派系斗争、势力平衡。分析起来，不同届的大会仿佛也都环绕着权力与斗争的相同主题转。
我并不是天真得以为人们站在权力的面前时都是谦让的君子，但除了权力争斗的角度，在权力分享和交替当中，那些最高层领导完全没有别的考虑吗？胡锦涛跟常委会见新闻媒体时说“深知肩上的担子重、责任大”，这“重”和“大”的分量，只有站在台上的人心里自知。
走在北京的街道上，生活在中国的环境里，你看到的那些最具体的工程建设，商店林立、物品种类越来越多，中国的改变和物质文明的进步，人们的愈发自信，我常常想，中国领导人自己怎么看待这些变化。是仅满足于此，只想从中捞取自己的好处？尽管整个体制庞大复杂，但来到这个发展阶段，他们能完全不重视民主政治，不想从政治体制上寻求改变，把国家再推进一步？
或者就像《南方周末》一篇文章的题目一样“中国已无回头路”，必会一直往前走。到最高领导层的位置上，权力、物质要之不尽。但这个中国领导集体出生在二战前后，在内战中度过童年，所接受的教育培养出他们的价值观和民族主义情感，看到中国如何走到今天，他们不会不介意历史怎么书写他们，不会不在意自己的历史地位。
因为如此，尽管思路清晰、身体健康，年长一代的贡献不再是取决于他们干多少事，而是不干多少事。他们能够为国家做的不是再揽着政事不放，而是有意识让领导层更新换代确立为制度。而在中国主流舆论当中，正常退下是受到肯定的。《人民日报》在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后的社论里有这么一段：
“为了党和人民事业的长远发展，一批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同志，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从党中央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宽阔胸怀和高风亮节，全党同志对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退或不退，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选择，也就是因为是一种选择，他们现在选择退，在中共是“高风亮节”，高风亮节可以为他们谋得比较好的历史地位。
那么“进”的人呢？十七大政治局常委出现了胡锦涛所说的“两位比较年轻的同志”。习近平进入政治局常委，并且排名在李克强的前面。客观来说，两个同代的“年轻”人进入常委，不也是中共的一个进步？他们后1949出生，少年时代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两个人因为出身不同的社会阶层，文革经验也不一样，但简历都记录着“知青”二字。习近平的背后写着“太子党”，李克强的背后写着“团派”，但这个标签除了说明出身，未能概括能力与风格。
事实上，习李在青少年时期，有五六年的时间分别在陕西延川县和安徽凤阳县的大队里，李克强在文革结束时还得面对巨大的竞争，1978年进入北大法学系。这些早年的阅历，加上之后与外面的世界的接触，对他们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观照世界、思考中国有怎样的影响？他们在依循政治传统中，会为中国社会带来什么新的思路，那才是他们进入常委的更大意义。
按照中共这两届的结果推算，到了十八大，其他常委都会因为年龄到而退下，剩下习近平和李克强。恰恰是如此，两人在媒体中被放在对立面，之间只有较量和输赢，而没有合作的可能性。两人虽然有相同的时代印记，但不同的身世却让他们在“出镜”时，一个被形容神态自若，一个脸色凝重，缺少同属一个领导团队的语言和动作，更不用说默契了。这几届中共的常委，传出来的都是他们之间谁谁谁与谁谁谁的不同道，突出的是彼此之间的距离感。这样的风气，到了习近平和李克强进入中南海的时代，可能改变吗？团结的大会，不需要在国家利益之前，能够合作互补的团队吗？
(作者是本报采访主任)[/color][/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