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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实说慰平生------一篇很感动人的钱厚心文章！

[color=navy]钱厚心

　　常言说：“人生在世，转眼百年”。我走在坎坎坷坷的人生道路上，今年已经72岁了。作为一个平凡的人物，我一生恪守“为人有道惟忠厚，处世无奇在恕心”的格言，这也是本人名字的来历。自懂事以来，我以忠厚为本，恕心为基，笑对人生恩恩怨怨。从事医务工作后，我克服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本着忠厚和恕心尽心尽力，尽一名医务工作者的天职。最终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平生可谓足也。
　　回首往事，感慨万千。有人说：中央电视台崔永元邀我做节目，我推辞不去，最后让一个学生去，未免有些迂傻。其实我这一辈子对出头露面的事淡如烟云。有人又说：我这一生最得意的事情，应当是2001年5月6日晚上，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著名主持人崔永元，把我的学生郭桃英请进直播现场，让她以灵牙利齿，能言善辩的口才，在全国亿万观众面前露了脸，说明我潜心研究的《口吃矫正法》是经得住实践考验的。其实，我这辈子最得意的事，是近50年来，我先后为数万口吃患者解除了语言障碍，使他们和正常人一样，精神振奋地奔赴到各自工作岗位。一万多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八九十面锦旗和镜框，是对我极大安慰和鼓励，所以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默默无闻地在这个历来被医学界认为“难题”和“冷门”，至今还没正式承认的专业领域里，奉献一颗炽热的心。
　　大家知道，人类谓万物之灵长，时播百谷草木，驯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使用水火财物和心力耳目。举凡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皆以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可以说，没有语言这种特殊的工具，没有语言作为纵横联系的纽带，单个的人便不能聚汇成系统的类族，更谈不上人类社会的繁衍和发展了。所以我选择了这门学科，毕生无怨无悔地为开拓重建语言学，为拯救被夺去语言幸福的人，不管他（她）的政治背景如何，只要是口吃患者，我就会做一个“有责任的匹夫”。尽力为他们排除语言障碍，获得语言自由。谈起我研究口吃矫正经历，还得从头细说一番。
　　据我母亲说：我们家原来也是数得着的富户人家。祖父辈份上是做木材生意的，他们很会经营，当时江干区是全市木材集散地，我祖父利用天时、地利、人和，把安微、江西、浙南木材运到杭州贩买，为我们奠定了家业。我父亲共有9个兄弟姐妹，他排行老大，因为重文轻商，身体赢弱，在我出世10个月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我不满一岁，满嘴长出白牙，迷信的奶奶认为我会吃人，所以对我冷落，加上父亲中年辞世，我和母亲都被另眼相待了。从此母亲与我相依为命。由于母亲说话有点口吃，我到四五岁时不自觉地跟着模仿，结果也染上了口吃。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随母亲逃难到新安江一带，并在那里念小学。当地方言很浓，性格内向的我口吃更明显了。后来，我考入严州中学读书，毕业后又考上西南联合大学师范专科学校。可惜，我因为讲话口吃较严重，校方认为我不适合当老师，结果我中途停学了。正当我为生计发愁时，我经朋友介绍，到宁波烟厂当了包装车间管理员。因为宁波人讲话节奏很快，使我口吃越发加重了。为了矫正口吃，我曾请过不少郎中，试过不少方法，还在嘴巴里戴过日本人海内先生制的口吃矫正器，但都未见良效。由于口吃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图，因此在生活中经常碰钉子，不但影响身心健康，而且在精神上无比苦恼。
　　也许是命运安排，有一次我到苏北办事，发现那里人说话口吃的人很少，再仔细探究原因，原来那里人说话速度都是慢慢悠悠的，人们都像是在心平气和的气氛中进行语言交流，大家有话慢慢地说，且富有一定节奏和音韵感，我暗暗照着学，果然口吃明显好转了。我坚持练习，从中摸索规律，体会个中奥秘，又在同病相怜的朋友中交流，结果都收到了一定效果，因此，我有了改正口吃的信心，认识到：口吃这个毛病不是天生就有的，不是思维迟钝，不是脑神筋损伤。而是习惯性的条件反射，是一种心理障碍，只要矫正方法得当，口吃是可以矫正的。但是，也有人认为，口吃是神经系统的疾病；有人认为是身体素质的特异，也有人认为口吃是口腔疾病和发音器官疾病。因此，过去在矫正中，有人曾口中含木头、石头，学着说话、唱歌、朗诵等方法来矫正，有的人用针炙治疗，有的人祈求菩萨、上帝保佑，甚至有外科医师盲目宰割患者舌头的蠢举。
　　我曾经认真学习日本东京正生院梅田薰写的口吃资料，又在实践中对538名患者进行调查，发现408人由模仿形成，其它属于暗示，生病后和受到恐怖后而形成的，而且大多数患者都在儿童期（10岁前）形成口吃。因为儿童是学习语言的时期，模仿力强，要学大量的语言，然而这个时期正是儿童神经系统尚未定型，且甚为脆弱，最容易接受周围环境中患口吃病人的影响。加上孩子们又有好奇心理，喜欢模仿口吃患者讲话的样子，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口吃。当然还有许多特殊的原因，造成人们说话口吃，但是只要采取适当措施，是可以慢慢矫正的。1948年，我受聘为宁波大同正生院业余辅导，在反复体会和实践中，我又买了许多心理学方面的书籍，还请求一些有实践经验的老医师指点，从中摸出一定的规律性，终于逐步解开口吃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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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解放后，我回到家乡杭州。我看到城里有一些人说话结结巴巴的，我就想在家中开一个诊所，用自己长期实践体会和行之有效的方法，为那些口吃患者解除痛苦，我在街头贴了一些广告，引来一些上门求医的患者，我免费为他们治疗。我教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正确掌握发音的方法，把我总结的发音法，循序渐进地加以练习，并形成习惯，再让习惯成自然，劝他们大胆练习，不要怕难为情，坚韧持久地苦练下去，既要敢于大胆暴露自己口吃缺点，又要有信心、耐心和决心，经得住失败，不要过分注意自己形象，更不要自卑，主动争取在大庭广众面前多讲话，树立坚不可摧的精神支柱，一步步向成功高峰攀登。结果许多人被我治好了，这样我的名字就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但是，这样做也是有风险的，因为行医是要经上级批准的。为此，我向市卫生局申请备案，以求取得合法地位，但是市卫生局经办人说：“本局从未有这类组织”，毫不留情地将我拒之门外。后来经人建议，我又到市文教局去申请，没想到很快批准了。经了解，原来分管这个工作的领导叫胡景咸，（后来曾担任市委宣传部长、市委副书记）他也是一个口吃患者，真是同病相怜，理解万岁，后来我把他的口吃也矫正好了。
　　从此，我在杭州正式挂出“浙江口吃矫正所”的牌子，开始了治病救人的职业生涯。别看诊所只是一块小小的牌子，只有我一个人，然而患者始终络绎不绝，因为每一个口吃病人被治好了，就是最有说服力的广告。加上我收费很少，没有任何痛苦和副作用，因此，我的名字不胫而走。最让我意料不到的是，我国当代京剧大师，曾任中国京剧院和梅兰芳京剧团总导演、中央戏剧学院教授、京剧《红灯记》主编和总导演阿甲先生，在1958年也慕名从北京赶到杭州，到我的诊所来接受治疗。那时我还年轻，对这位长期患口吃的老先生和大名人，虽然心里有些慌，但我悉心了解他的情况后，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技能，终于为老先生顺顺利利治好了折磨他几十年的口吃病。他高兴得不得了，临走时，给我诊所挥笔题词：“口吃苦恼，我能体贴。心欲交流，语为阻塞。结舌膛目，彼此着急。如临劲敌，战胜口吃。语言流畅，心情舒适。阿甲题于浙江口吃矫正所”。从此，我与阿甲老先生成了忘年之交。其实，每一个被我治好的人，都心存感激，他们当中许多人时常给我来信，那充满深情的信件是我在饱尝人生辛酸时，精神上最好的安慰。
　　正当我踌躇满怀，准备扩大诊所，为更多的病人治病时，有关方面认为我“不合国家政策”，将我的诊所封停了，最令人心痛的是，我花了无数心血编印的千余册教材讲义，也被付之一炬。“文革”中，由于我姑父赴台湾，还担任什么伪国大代表等头衔，我被抄家三次。当时因为江青要剽窃阿甲编的《红灯记》剧本，为自己树碑立传，往自己脸上贴金，想当无产阶级文化旗手，所以就以“莫须有”的罪名把阿甲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当时杭州的一批造反派，要我交出阿甲给我的题词，我坚决不肯交，造反派说我与反革命站在一条线上，结果被责令参加“学习班”，然后隔离审查，结果一查查了9个多月，让我吃尽了苦头，受够了折磨，尝尽人间难以想象的辛酸苦辣。因为我生性刚直，倔傲，不肯向命运低头，更不肯出卖老朋友，从小以包拯那一句“直材终为栋，好钢不作钩”的庭训作自勉，坚拒不交阿甲的所谓“反动”题词，结果被造反派无限上纲，他们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判我7年。现在想起来我太冤枉了，这种伤感色彩在心上是难以一下子抹平的，只好奉行中庸之道和阿Q精神，以求一个随遇而安。幸亏“四人帮”被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了，否则象我这样无辜被迫害的人那有翻身出头之日。后来我参加了民革组织，这不是因为要赶时髦，更不是想借机捞一点什么好处。我已是年纪一把的人了，总希望祖国统一，人民富裕，所以我要为统一祖国出一点绵薄之力。我在民革组织关心教育下，不断学政治、学业务，我以自己一技之长，为老百姓多做一些好事情，把被关押的损失夺回来。由于我的亲友在台湾，我为促进祖国统一而尽力工作，有生之年，期望看到两岸化干戈为玉帛，早日握手言和，重归于好。
　　粉碎“四人帮”第二年，获得人身自由的我，从金华返回杭州，那时，我已经47岁，没有固定工作，迫于生计，我被分到物资回收公司当搬运工人，每天沿着三个跳板，把沉重的麻包搬上搬下。幸亏一位被我治好口吃的学友（我称所有来治病的人为学友），他拿了5块钱，托《经济生活报》编辑部打听我的下落，还给我买了一点营养品。由于新闻界热心关注，我不但又被人们想起来了，还被平反落实了政策，同时恢复了工作。我被安排到杭州望江街道卫生院工作，从此重操旧业，我在那里特地开设一个口吃矫正专科，全国各地学友络绎不绝来矫正，为了解决他们吃住困难，卫生院又办了一个招待所和食堂，不但受到学友们欢迎，全体医务人员也高兴，因为卫生院本来很清苦，奖金很少，后来因为有了这些人来吃住治疗，经济效益也明显上升了。
　　自从我在望江卫生院从事矫正口吃科研工作后，许多新闻单位争先恐后报导我的事迹，其中有《浙江日报》、《杭州日报》、《经济生活报》、《联谊报》、《宁波日报》、《解放时报》、《浙江侨声报》、《生活周刊》、《新民晚报》、《都市快报》、《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民主与法制》、《中国妇女》、《福州晚报》、《大众卫生报》、《钱江晚报》、《春城晚报》、《无锡晚报》、《常州晚报》、《扬州晚报》、《浙江科技报》、《生活与健康》、《接班人健康之友》、《科技日报》、《团结报》、《杭州政协》、《海峡情》、杭州电视台、浙江电视台、省广播电视台等数十家报刊电台采访我，他们以《十里杭城此一人》、《矫正口吃有良医》、《冷门医学献热心》、《有话慢慢说》等大字标题，专题报导我的事迹。
　　最令我意料不到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峡之声》电台，应台湾听众要求，专程派两名记者来望江卫生院现场录音，将我矫正口吃的实况在该台“伟大的祖国”节目里，先后五次向台湾听众广播，直到现在，我还时常收到不少台湾来信，要求我给他寄矫正口吃资料，我即时向来信人寄资料，每次邮资近200元，我也在所不惜。最近，我的名字已经被人弄到电脑因特网站上去了。台湾省台北市一位叫苏宜祥的患者，在网上拜我为师，台北一位口吃矫正老师，一直用我的教学方法为病人治疗。没想到我的书为两岸患者造福。芬兰著名语言专家克里斯蒂·洛克拉，长期从事研究语言工作，她得知我能在短期内，将长期患口吃的病人矫正好，特意从芬兰飞到北京，又直飞杭州来访问我。当时我们卫生院条件较简陋，连个接待室也没有，我们只好借水利部华东勘测设计院接待室，会见这位专家。当她得知一不要患者吃药，二不要打针，而是采用呼吸法为主、发音法为辅和心理疗法等一整套科学方法对患者在进行心理疏导的同时，授之予说话技巧时，感到非常神奇，连连称赞我在自我治疗中摸索到了正确的途径，给口吃患者带来了福音。她见我写了一本17万字的《口吃矫正法》一书，诚恳地对我说：“钱先生，我能否让人把这本书翻译成芬兰文。把这一研究成果推广到芬兰，让世界上更多的口吃患者早日解除痛苦”。我说：“当然可以，因为这是我们共同心愿”。不过，这个专家是否真的找人翻译了我的书，我还不太清楚。按讲这是我的专利，属于知识产权，是不能随便让人家翻译出版。
　　40多年来，我凭着自己潜心研究的独特方法，先后举办了一百多期口吃矫正学习班，还开办了宋城口吃矫正学校，不但为大批学友医好了口吃。更主要是使这些人改变了人生命运。例如，我有一个学友，原来因为口吃夫妻不和，后来他被我治好了，激动地打长途电话回家，他妻子听到电话，一开始以为别人在同他开玩笑，最后当知道这是真的，第二天从江苏跑来感谢我。后来，这个学友回家自己办了口吃矫正科，矫正了许多病人，没想到，我像孵化器一样，治了病人还培养了口吃矫正接班人。经过我治好的人，有的当上了人民教师，有的当了演员，有的成为我国驻外办事人员。从此改变了他们人生命运。现为中国华润公司驻美国办事处代表胡立耿，原来学习成绩总是优秀，但因口吃两次高考名落孙山，长期以来，他外出宁走冤枉路也不开口问人，他到杭州乘公交车，被小偷窃走钱包，因为怕人取笑不敢多开口，他曾想以轻生摆脱痛苦，但经我治疗15天后，他考入北京外语学院，并在全校演讲比赛中得了第一名，1985年4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他作为学生代表，与尼克松总统畅谈许多感兴趣的问题，当尼克松得知他曾是口吃患者，感到十分意外。美国学者菲利普·科特勒，被人们誉为“市场学之父”，他看到胡立耿由一个口吃患者变成外交辩才，一下子惊得目瞪口呆，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他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旅居新加坡的台胞黄惠贞，一家三代五口人患严重口吃，她在新加坡书市上看到我撰写的《口吃矫正法》一书，一下子买了五本，然后照书上讲的练习，又辗转跑到杭州。跪在我面前非要认我做干爸爸，还请我到新加坡为他一家治疗。但当时申请出国很难，不过，她还是千方百计想办法，最后由她丈夫公司出面发邀请函：“恭请语言学专家钱厚心赴新加坡主持关于有效沟通与谈话艺术讲座”，我终于以这个名义出国，飞到了新加坡，专门给她一家人矫治。短短几天，他们一家人像小学生一样，认真听我讲解矫正方法。然后认真照着练习，他们没吃一片药，没打一针，在不知不觉中全部治好了。原来这个非常沉闷安静的家庭，一下子人人喜笑颜开，他们把闷在心中几十年的话匣子打开了，全家高兴得无法形容。黄惠贞说：幸亏祖国的神医高人，把我一家人医好了，要不然全家一代代遗传下去，怎么得了啊！新加坡也有一些人患口吃，都想请我给他们看看，可惜出国签证难办，逗留时间太短，我真是有心无力，深感遗憾。
　　

2001年5月份，《杭州日报》、《都市快报》连续报导“假如你是位口吃患者，不必再为不敢说话烦恼，在中断整整十年后，江干区妇幼保健院重新恢复口吃矫正专科，著名口吃矫正专家钱厚心亲自坐堂”。杭州日报社还为此事开通热线，我区妇保院院长任潮芬真是独具慧眼，礼贤下士，她在百忙中多次屈尊登门看望我，院长的善意和真诚，患者的痛苦和求助，媒体的支持和鼓励，我年逾古稀之人，只好效法老愚公坚持出山，我心里想，能多治好几个病人，天下也就少几个人的痛苦。这一次重操旧业，我还根据实际情况，为8—12岁的少年儿童免费办了矫正班，首批8人，全部治愈，家长们高兴得不得了。现在我和江干妇女保健医院正在积极筹备创办儿童口吃矫正中心，打算用封闭式方法，把4-8岁口吃幼儿收进来，然后用矫正、医疗、保健、抚养、教育和健身等综合措施，把学龄前儿童矫正好，使他们顺利走上人生道路，同时也免得儿童互相模仿，交叉影响。这在全国还没先例，但是外国早已这么做了。我虽年老，仍愿再干一番事业。其实，退休后十多年，我也没有甘心闲着，我曾在宋城口吃矫正学校，为许多学友治好了口吃。我重新把《口吃矫正法》一书作了修改补充，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温州医学院院长王务迪教授，长期以来十分关心口吃矫正这一医学冷门工作，他多次到我所在医院看望我，并为我写的书作序。该书经江泽民总书记老战友，上海翻译出版公司总编贺崇寅先生亲自审稿出了第五版，并在国内外公开发行。我还录制了《口吃矫正录像教材》。可放两小时，还发行了《口吃矫正录音带》，这些材料真实地把我的一点绝技记录保存下来了，了却一分心愿。这些音像书刊，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受到患者的好评。我又到广东、江苏和电子工业部所属疗养院，为口吃矫正专科作顾问，我还写了不少口吃防治科普知识，在全国十大医学刊物上刊登并曾荣获一等奖。现在全国口吃矫正单位已有几十家了，这些当家人都是我的嫡传学友，有的是好几代传人了。从内心讲，我对口吃患者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总希望这类专科越办越好，我不怕他们抢我的饭碗，希望他们多行善事、治病救人。但是也有一些人为利益驱使，把我的教材改头换面，据为已有。有的礼貌性地在书中说一声，感谢钱厚心先生支持。有的原版照抄只字不改，唯独把我的名字换成他们名字，鱼目混珠，趁病人之危乱收费。这就违背了医术乃是仁术之理了，想想也叫人有点心寒。
　　这一辈子，我为口吃患者做了不少工作，他们以各种方式方法来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有的人称我“语言恩师”，有的认我作“干爹”“义父”。有的送红包来安慰我。温州一个学友口吃矫正好了后办厂，成了一个亿万富翁，他多次请我去“世界大旅游”，并将钱、支票、图章交给我，请我随意开销。我说：“我是姓钱的，一不缺钱花，二不为钱累”。所以始终婉言坚辞。因为人的价值、人的感情不是用金钱能衡量的。这个老板为此更加感动，到处说：“没有钱老，那有今天”，不论他怎么说，我都不收他分文，因为我一收钱，就不值钱了。
　　我这一辈子还遵守一句格言：“人不贪财永不贱，我不慕富永不贫”。几十年来，什么酸甜苦辣都尝了，如今我自得其乐，助人为乐，知足常乐，岂不逍遥自在。可是，我这辈子，给家里人做的太少了，我不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因为要矫正口吃，我家里常有一些学友来，我三个小孩子时常模仿口吃学友讲话，结果他们也学会了口吃。后来，我把大儿子、二女儿送到亲戚家去一段时间，他们都改过来了。唯独小儿子被送到农村，不但没有改过来，反而染了一些不良习惯，我恨铁不成钢，希望他改过来，谁知他以逆反心理对我。后来他因口吃遭人嘲笑，就去借酒浇愁使肝脏受损，我因忙于为学友治疗，疏忽了照应他成长，想不到后来他肝腹水去世。临终他忏悔地握着我手说：“爸爸我错了”。其时，我白发人送黑发人，心中十分难过，我把真爱给了所有病人，唯独自己儿子没爱好。在悲痛中，我写了四句诗：“矫正口吃渡生涯，忘了我儿误了家，年逾古稀无牵挂，但愿天下少结巴”。我希望普天下所有父母，好好珍惜自己与孩子的感情，在给他们优越物质的同时，要培养他们良好的品质和高尚的情操，同时要注意预防孩子口吃，一旦孩子有了口吃时，只要坚持科学方法矫正，每个口吃患者都能脱离“难言之隐”，每个孩子的天才都能发挥出来，我希望社会各界对口吃患者公平对待，特别是在影视节目中，不要模仿口吃患者说话的样子，不要把一时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愿天下所有的人在和祥的氛围中生存，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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